这些年，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像样的书法批评文章。当代书法批评严重缺少学理性、专业性的批评伦理，也找不到批评家支撑谈论作品与作者的立足点。空洞、浮浅、虚假、单一、腐朽的批评充斥于当代书坛。不过，还是有个别的书法批评家点燃了书法批评的希望，为当代的书法批评积攒了不少信心。他们在书史意识的观照下，赋予了当代书法批评可贵的品质，建立起独特的批评价值，并用一种稳定而有创见的历史的目光打量着当代繁复的书法境况。
当代书法批评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好的书法批评一定与书史相关。这是因为书法的传承始终是以传统书法为轴心，这不能不使书法批评活动以历史作为重要的参照指标。书法创作作为书写技术、审美、情感和精神的表达，都以传承经典伴随始终;同时任何后世的书法必然建立在传统与经典的精神内核上，才能维系书法的文化属性，维系书法高贵的血缘，建立起书法语言秩序的内在伦理。所以，书法批评需要用心深入书史，体会其中的精微之处。此外，还要用一种自觉的史观意识观照当代书法的进程。
有创见的书法史学家在长期的书法史研究与考察中容易形成对书法特有的考察方式。他在悠长的时间和寥廓的空间距离中观察书法史，清理出宏观的书法因果脉络。历史上一个书法时尚的来龙去脉可能卷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事件时常架构起巨大的跨度。这就需要史学家有高远的眼光。对许多史料或者具体的书家与作品，必须将其置于宏大开阔的视野下，进行承前启后的定位、编码，继而解释其中包含的各种意义，或者证明某些普遍存在的规律。长期专注研究书法发展的历史存在，可以超越和抵制书法之外的动荡，逐渐建立书法内部结构发展的逻辑观。当然，以批评家的眼光研究历史不会过分拘泥于事件过程。书法发展的逻辑与书法事件是书法史赖以发生的基本舞台。事件可以变化与更换;但是，书法发展的逻辑不能乱。
一个长时段形成的书法发展的逻辑，当其某种稳定的构造和性质缓缓浮现的时候，许多无关宏旨的局部作为多余的史料而遭到了遗弃。某些时候，这些史料甚至被视为一种干扰，一种遮蔽总体图景的障碍。大规模书法事件或者某种普遍的范式远比各种细节准确。当一种历史观念被认可，形成一种共识，它就会成为一种延续下去的传统。在深远的书法历史发展中，没有人可以否认个人的自由选择，否认个人的独特性格。但是，个人的自由与独特不可能不接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书史观照批评意识的坚守，书法批评可以获得深度的学理支撑。这也是带有史识眼光的批评家容易获得开阔而纵深的评述的根源。
书法史的考察需要比较务实的求学态度，同时也需要更为开阔的阅读视野，拉开与其他书法批评作者“就当代论当代”认识的距离。当然也要求书法评论家必须站在时代的立场考察当下的书法。因为他的身份是评论作者，而不是书法史学者。书法史学之外也必须开放接受西方艺术哲学的范式影响，因为当代书法理论与当代书法创作多多少少都受到过西方艺术哲学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将东西方艺术划分得清清楚楚、非此即彼。这样才能使当代书法理论摆脱述史考据的单一化旧学特征，而具有一种新学面貌。
随着书法语境的变化，研究与认识书法的方式也将随之改变，这是发展的必然与要求。守旧、狭隘眼光认为书法是民族的文化，必须用民族的方法考察书法。但是，当下的一些中国人已经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思维了。想要剥离出所谓传统书法的本质与纯粹的书法价值，更多的只是一种态度。进入20世纪，由于文化视野的开放，书法研究的现代性建构逐渐清晰、稳定。
把握好书史研究与书法批评的关系甚为艰难。如果立足点始终站在书法史的角度上，认为寻找历史的真相与本质才是天经地义的书法研究任务，那么当代书法批评在书法史学者眼里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只有当书法成为历史，才能进入他们的考察范围，才能成为固定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任何一个书史研究者找到的都只是自己认为的本质与真相。有时我想，书法史中到底有没有本质与真相?因为书法的发展总是在时代和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漫长的历史演变，任何一种不经意的关系都会让正在发展中的书法轨迹发生变化。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也正是书法史这个经纬纵横的关系体，使我们今天的解读能有不同的方式，而不是只有唯一一个正确的途径。刻舟求剑式的书法史研究态度，在我看来不是坚守，而是把鲜活的书法发展当成了一种知识性的记忆标本——他们却自以为找到了书法史的真相。
我们能从文字资料中看到的书法史和真实的书法史有一个内在矛盾，即个别书法事实与普遍规律之间始终存在张力。书法史记载了一个个具体的书法事件。然而，我相信再强大的书法史学家的信心总会在某些时刻遭到一个事实的挑战——无论如何，书本上记载的内容远远少于遗漏的部分。以史料追赶事实，可以肯定是挂一漏万的，谁也不能说我掌握的历史资料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过，所谓历史就是一场即兴上演的戏，展示之前并不存在预定的规律，所谓史的“本质”都是后人的另外一种猜思。他还认为，历史内部的任何细节都同样重要，不可以随意删除。我们可以从任何史料的组合中得出一种或多种结论，可以根据预定的观点组合众多的历史资料用来证明自己。还历史一种真相，给历史一种本质，是后人的责任。如果抽除历史的本质判断，这是任何史学研究都不能接受的。抽除了“本质”，历史不就是一场游戏吗?
书史研究与书法批评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各自的立场。一般用史料来论说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展开个案分析时，容易落俗。将很多史料堆砌成文，貌似高雅，有学识，其实骨子里是俗的——说的都是公共的大道理，思想路径是公共的，甚至连批评的文风也是公共的。往深处看，其实匮乏的是智慧和创造力。书法批评的写作更需要洋溢着自己对书法的理解。繁复的书史材料没有尽头，书法批评只需用创见的眼光在众多的史料中照亮当代书法的气象、审美和因果。这些个案在作者的目光下，串络了、点亮了闪烁的文明碎片。这就是批评的智慧。
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价值判断就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去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其关键是创造的深度与价值，以及价值判断参照体系来源于什么。许多人以为，今日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锋芒和批判的品格。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它理应还有更高的批评理想，即把书法文化带到一个更为高远的文化境地上来。如果在书法批评中缺失了书法史的观照，长效的批评眼光就会受到怀疑。我一直很有兴趣思考，如何获得对书史的深刻理解力，并如何拥有强大的书史统摄力、卓越的史见能力。从书法发展的整体框架下的因果关系与逻辑发展中去从容地分析，又与一般论证式的材料堆砌不同。这样的批评有思想，有倾心的赞赏，也有一针见血击中问题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