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赠矞墅篆书五言联
邓石如对篆书笔法的最大贡献在于以隶笔入篆，使篆书原本单一匀整的线条增加了提按的韵律。这种新元素的融入使笔毫在行进过程中不再机械地只依靠笔尖来塑造点画质感，而是大量地增加了铺锋动作，将受力点瞬间扩大，极大地丰富了点画的外部形质。这种线条厚度以及和纸张之间形成的巨大摩擦力才是篆书书写性最好的表达方式。吴让之所书篆、隶二体皆学邓法，并在此基础上能上溯秦汉六朝，以古法和心意相契合的理念为最终的艺术指归，绝非只宗邓书、无视古迹的“刻舟求剑”者。
吴让之晚年在《与魏锡曾手札》中曾谈到：“作书之事，无涯际。自初唐至包先生，凡几辈，自必以篆分为骨气。篆则毫聚，分则毫铺，皆见北碑。南朝亦共守此法，唯韵不同。……若徒视皮相，不窥本源，则遁入歧途者多矣。”在这段话中，吴氏直接表述出他的学书观，即要以篆、分二体为根基，以立筋骨、求高古气韵，笔毫的聚散变换也与书体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南北书迹皆是遵循此理，故而深入探究篆隶这一本源才是正途。也只有这样，“传统”才能不断得以发扬、开拓，为作品注入新的活力。
吴让之的篆书风貌虽多有近于邓书者，但也绝非一味守成，不思进取。除了邓石如以及邓氏所宗的碑帖外，《天发神谶碑》亦颇为吴氏所钟爱。现有其数件临本及效仿此碑所作的对联存世。据笔者所见，直接取法于此者当以吴氏为最早，称为一“创举”也未尝不可。此后的徐三庚、齐白石等人则有可能是受到了吴让之的启发。以往有学者言金农所创“漆书”即胎息于《天发神谶碑》。若仅从面貌论之，或有相似处;然纵观金农书作，尚无篆书流传，其所论所言也从未提及曾学此，故难信其真。吴氏之所以留心此碑，原因非常明了，即作品中有明显的“篆分相参”之意，点画的姿态也完全验证了其自云“篆则毫聚，分则毫铺”的“合理性”。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能将自己所倡导的创作思想在古代遗迹中找到成功的范例，其获得的满足感是可想而知的。而他在自身的创作中也必然会身先士卒，在“古”与“我”之间纵情神游。
《天发神谶碑》书于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碑石旧藏南京，惜清代嘉庆年间毁于战火。此碑虽为篆体，然起笔及转折处方峭锐利，隶意十足，纵向点画下垂处呈悬针状，凌利奇伟，与秦汉小篆相较，可谓新意迭出，体格为之一变。吴让之在65岁时曾临此碑一通。临作共124个字，不但形神毕肖，且在笔法上能有所变化，行笔以中锋为主，点画圆厚沉穆，线条两侧的边缘有轻微的凹凸感，在体现碑石自然剥落效果的同时亦能很好地把握“过犹不及”的原则，毫无粗疏荒率之处，尤其在出锋处注意敛锋含蓄、方中寓圆，比原作更多了几分篆籀古意，实为难得的佳作。而在他的创作中更是“以古为用”，精于变通，处处透着雅韵。其所书赠矞墅篆书五言联(见下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天发神谶碑》的笔意，又参以邓石如的结体，用笔横粗竖细，突出了力量强弱的对比，坚挺而富有流动感。此作横画末尾并不刻意回锋：或自然停蓄，笔短意长;或微微上扬，近于隶书之波挑。无论在力量、笔势还是墨法上，书家都能随性生发，不拘一格。这是吴氏在学习经典中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他卓越思辨力的重要体现。通篇看来，此五言联在庄重典雅中饶有情趣;整体结构虽趋于稳重平和，但左右结构的错落、点线长短直曲的精心组合为书作增添了刚柔相济、灵动活脱的韵致。例如下联中的“卷”字，最上部的长画作反曲状向右上扬起，下面的长横则与之相对应，作反方向弯曲，周围的四个点上短下长，各具弧度，在密集中营造疏朗，强调张力的作用。其雄浑的骨力与清爽姿媚的气格相互映衬，再加上《天发神谶碑》本身具有的奇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正合孙过庭《书谱》中所云“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笔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