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散之因为草书上的杰出表现被世人誉为“当代草圣”，其实，他的隶书同样非同凡响，在二十世纪的书法家中，他的隶书成就名列前茅。
林散之自述其学书历程，曾说到四“变”：“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年，又一变矣。”第一变在十六岁，林散之从乡亲范培开学习唐碑，书法启蒙。第二变在弱冠后，从含山进士张栗庵学习晋唐书法兼诗古文辞。第三变在“三十开外”，林散之负笈沪上，拜谒黄宾虹，得其传授著名的“五笔七墨”之道，又以读书与壮游防止俗病。第四变，则发生在古稀之年。
第四变的发生与林散之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开始职业书画生涯，并开始大规模临摹汉隶有关。
林散之对汉隶极为重视，当有人请教草书之道时，他说：“有人开头便学草书，不对。用功学隶书，其次学行草，唐人楷书亦可。”他在晚年的自述中强调自己曾系统临摹汉碑：“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林散之之子林昌庚在记述老人1963—1966年的生活时也写到：“练会太极拳和身体转好后，父亲又恢复了过去年轻时的生活习惯。每天，天不亮起床，先打太极拳，接着临写汉隶。白天和夜晚看书、写诗、作字画，孜孜不辍。当时主要临写《石门颂》、《乙瑛》、《礼器》、《张迁》、《西狭颂》、《孔宙》、《曹全》等碑。每写完一幅，便装订成册。朋友和学生索取，随手奉赠。”
通过后来陆续面世的出版物，我们看到了林散之多种汉碑临摹品。在他之前，很多书法家曾大规模临摹汉碑，其中何绍基的临摹较为著名，被专称为“何临汉隶”。比较起来，何、林所临，各有千秋，但是临摹时的心态与方法大相径庭。林散之的临摹追求毫发不爽，努力深入到每一汉碑的细微幽邈之处，在用笔、结体、章法的每一细节上贴近对象，最终达到了形神兼备;何绍基则不同，他所临摹的大约九种汉碑基本雷同，在形式构成层面似乎放弃了准确性指标。在形似不足的情况下，何绍基似乎想追求历来书法临习中标榜的“神似”理想，但是其中的“神”已含混不清：既有汉碑自有之“神”，也有他阐释赋予之“神”。如果套用陆九渊的名言，可以说，“何临”是“六经注我”，“林临”是“我注六经”。何绍基、林散之都是人们崇敬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其所处时代的杰出书家。他们的临摹方法，不论优劣，有所不同而已。不过，笔者认为，林散之的方法更加安全可靠，适合雅俗智愚不一的大多数学书者;何绍基的方法，非天才者不宜。
林散之的论书诗是他书法观的精髓，他曾写到：“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更觉方”、“用笔宜留更宜涩，功夫出入在刚柔”。如果没有隶书的心得，他是不易写出这样的感受的。他在二十世纪草书中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与隶书功底存在重要关联。
林散之写汉碑，不仅仅在于成就草书，也有在隶书领域作出专门贡献的愿望。因而在大量临摹之外，他也从事创作。其留存隶书作品虽然数量不及草书，却风格多样，质量上乘。试举数例以明之。
图1
图1是林散之极具特色、极为精彩的隶书杰作，它是《石门颂》与《爨宝子碑》等的杂糅，将传统中一向横向展开的隶书变为纵向延展，同时，加入了行书乃至早期楷书的笔法与节奏，在分间布白上增加错杂与穿插，形成类似于行草书的灵动绰约刚健婀娜之感。这样的目标，难度指标巨大，实现起来颇不容易，稍不小心会失于琐碎或稍涉滑稽。但是此联控制得十分得体，俊伟奇崛，令人耳目一新。据林散之后补的题跋，此联作于1953年，此时，林散之的行书、草书俱在艰难求索之中，这就是说，他的隶书领先达到了高度。图2是另一种，刚健雅洁，复归于朴素与平淡，得汉隶之精髓，水平毫不逊色于以隶书名世的胡小石、来楚生辈，唯风格气息不同而已。
林散之隶书作品中还有一些引人注意者。如《林散之书法选集》第100页《隶书对联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试图挖掘汉隶中的拙朴、凝重与硬朗;《林散之书画集》第29页《隶书横幅鲁迅诗》综合多方，试图将《石门颂》、《曹全碑》与北碑中的《石门铭》三者相融，虽未臻化境，但是，将跨度如此巨大的三者融合为一，其艺术目标难能可贵。这些，都显露出林散之在隶书方面过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