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所述吐鲁番早期历史，仅仅得其轮廓而已。详细的情况因为各朝正史所书高昌史，或者语焉不详，或者重复雷同。即使确有文字记录，有的也不能准确理解。
吐鲁番出土文书，大大丰富了对吐鲁番早期历史的认识。文书的时间跨度，从西晋到唐朝，因此这一时段的吐鲁番历史的清晰度，超过了所有的传世记载。
1.一千多年前的一次车祸
高昌故城，如今虽然残破，但大门我们依然可以看得分明。事故就发生在南门口。
城市的大门向来都是人流密集的地方，所以也都是商家看重的地方。张游鹤的商店就在大门口的大道边。六月的高昌城，天气已经很热。现在是上午，屋外暂时还不那么热。史拂郍的儿子名叫金儿，曹没冒的女儿叫想子，两个孩子的年龄都是8岁。
他们两人坐在店前路边高兴地聊天玩耍，没有想到大祸天降。康失芬今年三十岁，他是一名来自处蜜部落(伊犁河流域)的雇工，而雇主是靳嗔奴。康失芬受靳嗔奴雇佣，称作“年作”，就是雇佣一年的长工。今天他的工作是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当他从城外返回的时候，驾车的牛突然狂奔起来，在张游鹤的店前，悲剧终于发生了。 金儿伤势严重，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破碎，性命难保。想子也有生命之忧，因为她的腰骨损折。
这个案件的开始处理时间是六月十九日，案件发生时间应在此之前，也许就在两三天之内。接下去是报案和调查。最后，保人何伏昏等人写下状子，愿意担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如果被担保的人逃跑，担保者愿意替罪同时受杖20)。政府同意保辜，靳嗔奴和康失芬放出，但不许离开高昌县。保辜，就是先为受伤者治疗，根据一段时间的治疗效果，再作量刑处理。一个案子的处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时间是公元762年六月二十二日。
这是一个由多件文书汇成的基本完整的案卷，对于理解唐朝的法律和吐鲁番当时的社会与民族意义重大。在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这样具体生动的资料都是绝无仅有的。而记录这个案件的纸文书出土于阿斯塔那509号墓。而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这类文字资料，一般称作吐鲁番出土文书。
2、特殊葬俗
阿斯塔那509号墓，是1973年发掘的。该墓埋葬了三个主人，一男两女。男子叫张运感，葬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他的第一个妻子葬于久视元年(700)，第二个妻子埋葬时间不清，但因为从她的纸衾里拆出了宝应元年(762)的文书，所以她埋葬的时间最早也是762年。这座古墓出土的文书最多，加上碎片，共87件之多。
这么多文书都拆自死者的随葬用品，而最特殊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当时，这里实行着一种很特殊的葬俗，而正是这种特殊的葬俗，保存了这些纸文书。
就509号墓而言，文书拆自张运感和他第一位妻子的纸鞋以及他第二位妻子的纸衾。原来，这些死者是穿着这些用废纸糊成的衣物下葬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是被剪裁成各种形状的纸张，比如纸鞋的各个部位等等。
当然，不仅用废纸制作成服饰，也可以用作其他葬具，如纸棺等。考古工作者，要用特殊办法把这些纸糊的物品再次拆开，并尽量把同一张纸复原，这样我们才可以读到原有的纸上文字。就史料的价值而言，尽管纸糊的鞋子也有文物价值，但无疑学者更重视那些纸上的文字。
正是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如上文所述康失芬行车伤人案件等具体历史事实，不仅对于当时的吐鲁番，即使对于整个唐朝，都有意义。
当然，首先有赖吐鲁番地区的干燥气候，使得这些纸文书可以保存下来，但是当时这种使用废纸的葬俗，也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得以保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吐鲁番的考古发掘，不仅限于唐代，在比较早期的墓葬中，同样发现了这样的葬俗。比如1979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82号墓，埋葬时间大约在444年左右，墓中出土的一双绢面纸里的鞋子，纸上就有墨书文字。可见，用废纸制作葬具，在吐鲁番地区源远流长。
对于吐鲁番地区的这个葬俗，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13年，日本吉川小一郎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过发掘，他发现了两种情况，“大部分木乃伊都横卧在中国特有的草席上，草席上贴着废纸。 我们推测，置于棺内的死者好像都是高贵者或富有者”。后来发掘了更多数量的古墓，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工作者进行过十三次大的发掘，这还不包括一些零星的发掘，有了500多座古墓发掘经验之后，结论则是“这种以纸为服饰乃至葬具(纸棺)的习俗，从伴出其他遗物所示死者身份看，决非经济上的原因，虽然真正的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
当然，除了这种作废的纸文书之外，当时还有一种文书叫“随葬衣物疏”的，是埋葬时专门书写并放入墓中的，内容除了表达某种冥世观念以外，主要是随葬品的清单。此外，与此相关的是墓表和墓志，记述死者生前事迹的文字，当然也是一种重要史料，但因为是刻写在砖石之上，所以不能归入文书之列。在唐朝统一吐鲁番以前的高昌国时代，有一种文书叫做“追赠令”，是国王在得知死者去世的消息以后，给予死者的最后一次职官晋升命令，通常也是写在纸上，埋入坟墓，应该属于正式的随葬文书。
3.说不尽的文书价值
高昌郡时期的文书，成为当时中国郡一级地方机构独一无二的资料，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高昌郡，也有利于认识河西地区以及全中国的同类问题。沮渠氏进入高昌，历史有记载，但是正史有赖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其他考古资料，我们才比较准确地理解此事的重要性，比如佛教的西传，汉地佛教进入西域，河西文化扎根高昌等等。
其他高昌王国的情况也一样，以麴氏高昌(502-640)而言，传世的记载十分模糊，究竟有过几个国王都不清楚，现在不仅能够排出高昌年表，而且知道了许多传世史籍并没有介绍的情况。 麴氏高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政变，现在称作“义和政变”，可能当时的唐朝都不了解。高昌时期的实用官文书被保存下来，这也弥补了整个中国史这方面史料的不足。至于西州时期的文书价值，也一样意义重大。
唐代的均田法令，历史的评价很高，但是很多情况并不清楚。吐鲁番出土了西州的退田授田文书，提供的资料几乎是唯一的。于是我们对均田法令有了崭新的认识，极大地改变了过去我们对均田制近乎完美的认识。府兵制度也一样，西州属于军府州，当地府兵的日常管理和战争动员等等具体资料，不仅对西州历史的认识有意义，对于唐朝的整体府兵制度的理解都有意义。在均田法令和府兵制的研究上，如果你没有利用相关的吐鲁番出土资料，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你的研究不到位。
吐鲁番属于天山的山间盆地，同时也是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往来这里的商人，他们经营的商品，丝绸贸易的大量存在，以及当地政府从中所得的贸易税收等等，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表现。贞观六年(632)，麴氏高昌国与焉耆发生过一次战争，根据唐朝记载，这场战争的原因是焉耆要开辟另外一条通往中原的道路，结果会导致往来人流物流绕开高昌，高昌既得利益受损。
古代民族与宗教，本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常客，这些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上有记录。祆教、摩尼教，更不用说佛教。而高昌国接待的来自各地的各族客人，因为都有文字记录，也给出了一个多民族往来的生动图象。至于唐朝西州要接受来自西方的粟特人入籍，很具体地反映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我们可以获取的历史信息实在太丰富，难以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