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姚伯多兄弟造像碑》
“洛阳体”的出现是魏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北魏书风形成了前、后两个时期。大体说来，前期承续十六国的朴野含浑，隶意十足，刊刻粗率，文字内容也较为简单，且有语句不通之处，以《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其代表。后期石刻则相继出现了辞章文雅、书刻精美、峭拔雄肆之精品，《元桢墓志》《张猛龙碑》和“龙门四品”可称其典范。促成这种变化的诱因在于统治者对南朝风尚的倾慕。在书法一隅，通过对南朝楷书温婉韵度的效仿，点画在精美及丰富程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形貌上做出更加细腻理性的处理，更是透过其俯仰向背、遒美端庄处流露出淡雅的贵族气质，是南北书风相互融合的产物。
《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拓片局部
民国初年出土于陕西耀县的《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道教造像碑，立于太和二十年(496)，与《元桢墓志》同年，稍早于《始平公造像记》。但其艺术风格却与“洛阳体”迥异。通篇铭文楷隶相参，结字奇异，大小错落，刻工率意悠然，有浓重的书写意趣，于轻重、疏密、方圆、收放处皆能随性所至，不计工拙，天然无雕饰，有一种朴实稚拙的草莽气概蕴含其间。这也是书刻工匠不受任何束缚的天性使然。此独特性，可以说明不同地域和阶级是左右作品风格趋向的主导因素。龙门造像题记多为身处国都的鲜卑贵族所捐造，书刻自然，精致壮美;而《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地处西北，尚未受到“洛阳体”书风的波及，造碑者为平民，其书刻者的技艺也自然无法与之相比拟。
和洛阳诸刻相较，《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更显奇诡疏野，字形多取横势，结构灵活。它既不似《元桢墓志》那样森严茂密，也不似《石门铭》那般开合大度、翩然若仙，而是随形布势、不拘一格。如“范”“苌”“堂”等字夸张上部的比重，字心似有不稳;但作者依据字形本身的姿态和收放来调节字在界格中的位置和大小，由此与周围的字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空间关系，或顾盼而望，或相互穿插。通观全局，妙如满天星斗，参差间天趣迭出，畅然成序。这种异态正是作者求变、求动的意识所在。
在用笔上，此碑有三个特点。一是保留了许多隶书遗韵，捺笔拙厚，横画起收处不过分强调具体的形态，时而藏锋驻笔，时而逆入平出，在方圆、刚柔间自由转换，古意盎然。其钩挑及捺画的波磔角度不同于龙门造像题记的方折锐利，多显平和舒缓，与前秦《广武将军碑》异曲同工。二是“点”的巧妙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动态，跳跃的节奏、丰富的艺术表情跃然纸上。如“龙”“而”二字的几个点，形若块垒，各具风神，在蹲锋洒落与侧行爽利间首尾呼应、相得益彰。三是突出主笔在字中的贯穿作用，将浑厚的劲道蕴于其内，再以闲庭信步的神情出之，和短促的点画在同一空间里显现出主次有致。如“造”字的长捺、“姚”字的竖弯钩，皆如摧锋折剑，英姿飒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