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读到“墨池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箫鱼脱筌”和“直从书法演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的诗句时，很容易联想到主盟清末民初画坛的写意花卉画大师吴昌硕的画品和人品。
吴昌硕继承了我国民族绘画特别是文人画的优秀传统，毕生孜孜不倦地进行画理、画史、画法的研究，以大写意的笔墨，融诗、书、画、印于一炉，创作了大量既富有个性又富有时代感与生活情趣的作品。
一个画家，特别是卓有成就的大师，总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吴昌硕极为重视我国民族绘画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虽然他没有象《石涛画语录》那样的专著，但是在诗文、题跋、信札的字里行间曾发表过不少情辟的见解。
一九O五年，吴昌硕在上海会晤了张鸣珂，对他说“瓜田徵君(张庚)的《画徵录》后，则有冯广文(冯墨香)的《墨香居画识》，蒋霞竹(蒋宝龄)的《墨林今话》，迄今又五十余年矣，人才辈出而记载无闻，将有姓氏翳如之憾。君何不试为之”。张鸣珂答应了。过了三年，纂录了前书未收的一百五十多家。著成《寒松阁谈艺琐录》，这是一部详明实用的近代美术史著作。当吴昌硕的老友高邕协助杨逸撰写《海上墨林》时，他也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吴昌硕有手稿两册，前面拓着他在故乡以及游寓湖、杭、苏、沪等地所交往的师友的印蜕，后面记载着他们的姓名、里爵、人品学问和交谊。其收近五十人，手稿上没有署名，亦未书岁月，恐是随拓随记的，在末一节记着：“长夏多暇，理箧中旧为诸君所印。因此类书其后，余年来亦颇学画，率意为之，自适其趣，人或谓似青藤，或曰白阳，余都不自知，与诸君无一仿佛，独酷好诸君画，诸君亦不遐弃余，所谓臭味相投者，然耶否耶，离合同异还与诸君参之。”前面则有谭复堂一八九二年写的序，文中提到“……吴子仓石嗜古若炙，相知以心，雅好文章，余事篆刻……集廿年镌之篆文，撰千里心交之别传，印人款识，名士簿录，不类而类之想，有意无意之间……题曰石交云尔”。从序文年月推之，当是吴昌硕二十八岁——四十五岁时所作。此稿未付刻印，我们称之为《石交录》，这可以说是他记录同时代金石书画师友交往的回忆录，也是近代美术史上的一份珍贵资料。
吴昌硕与任伯年亦经常切磋画理，得益颇多，在吴昌硕晚年，任的外孙吴仲熊来向他请教作画的道理时，他写了《勖仲熊》一诗，阐明了他对形似与神似，造化与心源，继承与创新的看法。
现在，我们再从“画气”、“存我”、“书法演画法”三个方面来认识吴昌硕的画品。
“苦铁画气不画形”。就是在“以形写神”中强烈写神的重要。吴昌硕老友沈汝瑾说他的画“以气主”，为主当然不是说不要形，而是说不仅要“对花写照”熟悉外形，还要与物象成为知己。比如吴昌硕画梅也爱梅，他曾自谓“苦铁道人梅知己”。有一次，有个朋友告诉他，大庾岭的古梅是齐梁时的人种的，碧藓满身，如蛟龙卧于崖壑间，花开时香闻数里，可惜一夜间被雷电击死，砍伐为薪了。朋友走后，他发兴画了大幅梅花，虬枝倚壑花翻空，虽非千年之物，也很传神，是他得意之作，并题了长歌，说这是心灵造化相通了。他还在自己画的一幅《天竹水仙》上题道：“笔意类范湖，然范湖工于设色，予往往以气魄见长，犹善歌者得其天籁耳。”可见他是何等重视气魄了。
“画之所贵贵存我”。这个“我”就是个人的独创风格。潘天寿曾说：“昌硕先生，无论诗文、书、画、治印无所不长，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特殊风格。”又说：“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鹄的。”
虚谷是晚清富有独创的画家，吴昌硕对他很钦佩，曾对汪亚尘说：“虚谷作画，假使画得与人相同，或不从自己内心有体会处出发，便随时销毁。”他还在虚谷作的《佛手》上题道：“十指参成香色味，一拳打破去来今。”吴昌硕并不反对师古，但是他以为“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反愁失故态”。要求学古人而自出胸臆，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他在自己画的一幅《桐子安吉榴瓷瓶》中题道：“古法固有在，阙守而残抱，落墨颇草草，且凭篆籀扫，人谓品不能，我喜拙无巧。”拙无巧正是吴昌硕所崇尚的一种艺术风格，他曾在《刻印》长古诗中写道：“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都反映了他“贵存我”的艺术思想。
“直从书法演画法”。是吴昌硕艺术创作的又一特点，他二十多岁迁居安吉城内“芜园”后，继续学习篆刻、书法、诗歌、经过长期勤学苦练，达到“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说“近时作篆，莫友芝用刚笔，吴让老(吴让之)用柔笔，杨濠叟(杨沂孙)用渴笔，欲求三家外别树一帜难矣，予从事数十年之久而尚不能有独到之妙，今老矣，一意求中锋平直且有笔不随心之患，又何敢望刚与柔与渴哉”。
至于绘画，他自己曾经说过：“平生得力之处能以作书之笔作画。”可见他的画法是从书法演变而出。我国传统的画论中提到书画同源，因为书法和画法的道理是一致的。宋元以来的文人画大家，无不把书法演变成画法。所以与吴昌硕同社的吴石潜在《苦铁碎金》跋中，说吴昌硕的书画是“所谓一而神，二而化，用能独立门户自辟町畦，挹之无竭而按之有物”。
我们在叙述吴昌硕成就的同时，不能不简述一下他的生平。吴昌硕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人，一八四四年生。他诞生前四年适逢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鄣吴村是清军防守宁国一路的要道。在他十七岁时，太平军东下与清军发生战斗，在战乱中鄣吴村被毁，他的祖母、母亲、妻子、弟妹相继病饿而死。他在离乱中历尽艰辛，五年后乱定，随父自鄂皖归来，家园荒芜不可居，随父迁往安吉城内的“芜园”。朱正初在《芜园记》中记载了他青年时期的为人：“寡言语，安简默，取与不苟，长于歌啸而金石文字之艺最精，残芜其末而不芜其本，芜其外而不芜其中矣。”因当时有人认为不工贴学是舍本求末，所以朱正初说他是芜其末不芜其本。
吴昌硕爱才若渴，不论门第、地域、国籍，精心培育和影响了许多杰出的书画篆刻家，如：陈师曾、赵石农、潘天寿、王个簃、以及日本的河井荃庐等等。他不存门户之见，积极参加当时的艺术团体如“西泠印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等的活动。
在他家居的时候，认识了施浴升与张行孚。认为施“为人无城府，交友以诚，肆力诗文，以风格神韵为宗”，吴昌硕与他过往甚密，向他学诗。张行孚“朴学自励”，著《说文发疑》，并工秦篆，吴昌硕在金石文字训诂方面曾受他的影响。谭复堂是殚研诗词的大家，吴昌硕在上海遇见他后以诗草就正，谭氏极为称许，说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出他是 崎磊落的人，又将自己的著作送他，吴昌硕感慨地说：“自余策名微秩十余年来，风尘奔走，德业不加进，每思之未尚不悔，独幸所遇贤豪长者，往往契合，非伏处岩穴所能庶几，此则差足自慰矣。”他初到湖州，进谒博学多才，工绘画，精鉴别的章紫伯，章氏嘱他刻几方印，持后嘉许说：“今人作印但学陈邓，貌合神离;如君所作，力运字中，气充腕下，精进不懈，未可易量。”他还遇到通篆籀兼治印的胡 邻，胡氏说他的印能独开生面，吴昌硕很有感触，说：“余观古来擅艺事者，人品多清逸，反之则不工，世人不知，动曰小技，象胡氏那样怎么可当小技看呢。”
吴昌硕与一些画家也有着深厚的交谊。对张子祥、吴伯滔、任阜长等都能看到其长处。金 ，别号瞎牛，工画善医，画梅花、山水功夫很深，为人坦率，吴昌硕生了背疽，请他医治了五十天才好，病中，金氏劝他学画，画成看后，说他有金石气。于是吴昌硕更加致力于绘画了。他在苏州结识了蒲作英，交往密切，历五十年。一八九四年两人合作梅竹，吴昌硕题为“岁寒交”。蒲氏在上海病死后，由吴昌硕等为之料理丧事，并书了墓志铭，寄托哀思。吴昌硕初到上海，就认识了当时的著名书画家胡公寿，胡氏很喜爱吴昌硕的刻印和行书篆书，画了《苍石图》送给他，并题道：“瞻彼苍石，风骨 ，颓然其形，介然其骨。”对吴昌硕鼓励很大。
吴昌硕对有能力肯努力艺事的青年总是耐心培育，虞山的赵石农在《拜缶庐印存》自序云：“仆性钝，少失学，随先人卖药村市，年二十四始好金石刻划，入城识李虞章先生钟，知木无印宗派，继遇吴缶老仓石，时缶老专治汉印，一扫文、何、丁、邓积习，独辟蹊径，迈古铄今，海内外宗之，印学之风一变，然学者非多读三代秦汉金石，使字法有来历不可。”赵石农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篆刻家，他勤奋努力，在继承吴昌硕的基础上开辟了自己的独创风格。他把自己治印的斋室取名“拜缶庐”，可见他对老师是何等敬爱。
一八九七年，吴昌硕接到素不相识的年仅二十八岁的河井荃庐自日本的来信，并附习作印拓，要求向他学习。他复了一封热情的长信表示愿意。荃庐接信后十分兴奋，他在回信中写道：“先生与仆未有半面之识，而眷爱之厚，慨然如此，一读再读，感极潸然泪下，先生更见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汉，古朴苍然，妙不可言，高谊之贶，铭肝不知所谢，当子子孙孙永宝焉。”一九00年冬天他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一起远涉重洋来到上海(田中庆太郎曾出版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一九一二年编辑出版的《昌硕印存》，成为流行日本的第一本吴昌硕画册)，随即由罗振玉、汪康年介绍给敬仰多年的吴昌硕，从他学习，广结印人，开拓眼界，以后又多次来华。另一位日本高松岐阜人，诗、书、画、篆刻家长尾甲在一九0三年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时认识了吴昌硕，并成为知交。一九0四年西泠印社成立，吴昌硕被推为社长，荃庐和长尾甲是西泠印社首届日本社员，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印学史上的佳话。
吴昌硕逝世那年(一九二七年)的重九，写了一首四言登高诗：“书画篆刻，供一炉冶，诗通性情，浪仙东野，竹头木屑，不风不雅，负腹者何，类将军者，离乱纪年……”这首诗虽夹杂着许多典故，但很象是对自己处世、为人、治艺的小结或座右铭，他虚心地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有益于人的竹头木屑，把别人的骂(批评)当作师承，希望寿比南山，孜孜不倦于艺事，和他的“绝笔兰”一样充满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