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鼎(《銘圖》02318)，海外私人所藏
不久以前，我曾有機會看到新出現的楚王鼎的器形和銘文照片，隨後在《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讀到曹錦炎、張昌平兩位教授關於該鼎的論文(注1：曹錦炎：《“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張昌平：《隨仲嬭加鼎的時代特徵及其他》，《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頗多獲益。《江漢考古》主編和編輯部對此非常重視，指出“對長期以來學術界爭論的曾國之謎或許有多裨益”，令人感動，因此在這裏陳述一些個人意見，聊供大家商榷。
新出現的楚王鼎，曹、張兩文已從其形制、紋飾論斷其年代當在春秋中晚期之際。曹文對其銘文作了準確的釋讀，下面盡量用今字寫出：
唯王正月初
吉丁亥，楚王媵
隨仲羋加飤繁，
其眉壽無期，
子孫永保用之。
【“隨”、“羋”字原文嚴格隸定並加括注(但“隨”字漏去“邑”旁)，銘文拓片如下圖所示。】
其中第三行首字“隨”的寫法在包山簡裏已出現過，我以前做過分析(注2：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第129—130頁，華東師大出版社，2005年)。
楚王鼎的出現與所謂曾國之謎有什麼關係，這就需要從曾國之謎的提出說起。
曾國之謎是針對一系列曾國遺存，特別是曾國青銅器的發現而提出的研究課題。1978年夏，隨州(當時稱隨縣)擂鼓墩一號大墓即曾侯乙墓發現，我當時有幸前往發掘現場參觀，還出席了有關討論。爲了應對這次重大發現帶來的歷史問題，我寫了一篇小文，刊登在《光明日報》上，題目就叫做《曾國之謎》(注3：李學勤：《曾國之謎》，《光明日報》1978年10月4日，後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得到了考古、歷史學界不少先生賜教。1990年，根據若干新的發現，我又寫了《續論曾國之謎》(李學勤：《續論曾國之謎》，《江漢論壇》專刊《楚學論叢》，1990年)，申述自己的想法。後來我把這兩篇小文綜合起來，收入拙作《青銅器與古代史》一書(注4：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第423—434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我主張青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姬姓曾國就是傳世文獻裏的隨國。提出這種一國二名之說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從文獻的角度看。在傳世各種古書裏面，查找不到一個姬姓的曾國。比如《國語·鄭語》，記載周幽王時史伯對鄭桓公論說當時周朝形勢，他說“當成周者，南有荊蠻(楚)、申、呂、應、鄧、陳、蔡、隨、唐”，沒有“曾”這個國名。按兩周之際，從出土青銅器來說，正是曾國興盛的時代，史伯爲王朝大史，連小小的唐國都沒忽略，怎麼會遺漏偌大的一個曾國?
《左傳》一書，詳細地記錄了楚國向北發展，吞併眾諸侯國的經過。清人高士奇作《春秋紀事本末》，專設“楚伐滅小國”一題。他在其後評論道：“夫先世帶礪之國，棋布星羅，南捍荊蠻而北爲中原之蔽省，最大陳、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黃，其次唐、鄧，而唐、鄧尤偪處方城之外，爲楚門戶。自鄧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黃受之，江、黃亡而楚之兵陳、蔡受之，陳、蔡不支而楚兵且交於上國矣。”他還特別提到：“夫隨之爲國，限在方城內，于楚尤偪，而能屢抗楚鋒，獨爲後亡。”在這整個過程之間，也未見曾國的名號。
其次是從地理角度看。我在前述小文中，曾列表說明曾國青銅器，尤其是其國君及大臣的器物，集中出於隨州境內，而且多數可以確定是出於墓葬。由此足見，曾國的政治中心即在隨州。近年新發表的材料，包括最近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墓葬群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隨國姬姓，在漢陽諸國中最大，《左傳》有明文記述。其桓公六年傳杜預注云：“隨國，今義陽隨縣。”該隨縣即今隨州市。這個地理位置，核以各種古書所載有關歷史事件，都相符合，從而歷代學者沒有異說。青銅器銘文所顯示的曾國既然以隨州爲中心，與文獻裏的隨國便重合了。
再有是從歷史角度看，由曾侯乙墓，包括墓內隨葬的遣策知道，戰國早期楚惠王時存在曾侯，與楚國關係親密而爲楚人所尊重。又從曾姬壺知道，直至楚聲王還娶曾女爲夫人，這已經遲到公元前5世紀之末。
早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晉國的欒枝已說：“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同書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吳人又對隨國說：“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這充分表明，漢東一帶除“獨爲後亡”的隨國外，不可能再有姬姓的諸侯留存。
至於隨國得以幸存到戰國的原因，我在前述小文已經詳細說明過，這是由於吳國伐楚入郢，楚昭王逃亡到隨國時，隨人抗拒吳人的威脅利誘，保護了楚昭王的緣故。正是由於這一段恩情，楚昭王的兒子惠王才會如曾侯乙墓的現象所反映的那樣，對曾國優禮有加，儘管這時的曾侯實際是在楚的卵翼之下。
以前大家討論曾國之謎，說曾與隨是一國二名，只意味青銅器銘文的曾即是傳世文獻的隨，在古代當時該國是不是實有二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如今新出現了這件楚王鼎，其銘文標明了隨，是楚王嫁女兒(或姊妹)於隨的媵器，證實隨這一國名無疑存在。結合上文說的三點理由，一國二名之說還是成立的。
一國二名，在古代並不罕見。遠一點的例子，如商又稱作殷，經學者研究，商人自稱時一般只說商，周人則稱之爲殷或殷商，有的也說商。近一些的例子，楚又稱作荊，有時又稱荊楚或者楚荊。關於這一點，羅運環教授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說：“縱觀先秦古籍，楚國名荊、楚二稱互見，但戰國以前多稱楚，春秋以後多稱荊。細審先秦古文字資料，戰國以前楚人皆自稱楚，戰國以後仍自稱楚，但也偶然稱荊。”(注6：羅運環：《楚國八百年》，第6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就西周到春秋的青銅器銘文而言，周人稱之爲楚、荊或楚荊，楚人自己只是稱楚，罕見有稱荊的。與之對比，曾與隨爲一國二名，也沒有什麼奇怪。
根據已見青銅器銘文，曾人自作器時都稱曾。曾姬壺的器主是嫁到楚國的曾女，稱曾;曾孟羋盆的器主是楚女嫁到曾國，也稱曾(注7：劉彬徽、劉長武《楚系金文彙編》，一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只有這件楚王鼎媵女子出嫁，稱夫家爲隨。看來曾人一貫自稱曾，楚人則多稱之爲曾，有時稱隨。這種情形，與上舉兩例相似。
曾、隨一國二名，只是爲了解答曾國之謎設立的一種假說，希望大家繼續討論批評。
錄自李學勤《青銅器入門》第140—144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