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逸事
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沈答：“我就是。” 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厕所。沈从文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从文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莱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子。
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做的极其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的几乎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得病，沈的学生黄能馥和妻子陈娟娟，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他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兆和打电话来，说沈先生想他们了，让他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沈从文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平静，他淡然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的均匀。
妙语
沈从文时也风趣。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从文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自由。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稿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
论文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态度，写信大骂汪：“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的汪曾祺。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节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后，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继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姐张允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弃文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成去北大看热闹，回到家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1949年1月以后沈从文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再次自杀，他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看见沈从文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病愈后，沈从文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说：“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沈从文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他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从此，沈从文只写旧体诗。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从文的学生辈的林斤澜有次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家总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1972年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三间房被强占去两间，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的书和家具都送人，朋友们谁需要就来拿走。搞梅兰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当年还曾来挑了书带走。剩下的黄永玉的夫人帮忙张罗着7分钱一斤处理掉。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