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画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探索广泛，有写实的、表现的、象征的、装饰的、工笔的、写意的等等。它既给了我们新的视觉体验，也满足了多层次的审美需求;不仅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个人面目也颇为显著。然而，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如何从文化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中国画、怎样厘清中国画的演变过程以及今后要怎样继续发展等。这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也关系到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成果。基于此，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从2012年开始成立了中国画理论委员会，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7月28至29日，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中国画学会和中央数字书画频道共同主办的“中国画学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龙泉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十位专家围绕“中国画学的理论体系与核心价值”“中国画学的文化特色与基本元素”“中国画学的承变规律与现代发展”等议题，对中国画的核心价值及传承发展规律进行了研讨。
大处着眼 条分缕析
此次研讨会经过了近两年的精心筹备。为避免理论的碎片化、平面化，研讨会主题被分为三个子题进行研讨。讨论的问题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具体从一个地区，或者是从历史上某一个段落、某一个现象入手的，其思考的角度都是从大处着眼。
首先发言的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当下中国画缺少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足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整体看，当前的中国画存在两个不足。第一，题材和形式风格探索多，精神内涵挖掘不够，尤其缺乏深厚的文化意蕴。第二，跨界而取得成效的较多，在旁收博取中强化原有特色者少见。这些问题的出现关键在于画家开拓进取的思路有问题。而开拓进取的思路离不开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解决进入国际语境的欠缺，非此不足以弘扬中国文化;纵向比较，解决文脉传承的欠缺，非此不足以确立民族身份。中国画的一些缺失，还在于创新意识下缺乏底线的“跨界”思维。“跨界”如果离开了“固本”的前提，要么丢失中国画本色，要么影响艺术质量。中国画固然需要创新，但无论有多少创新，都必须建立在不丢失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艺术的质量和画种的特色从哪里来?只能从民族文化的积淀中来，从承传民族思维方式与语言方式中来，从理解民族文化精髓中来，从研究国学中来。中国画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画种，只有它是以民族文化传承的身份命名的，所以它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加强国学研究的基础上。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理论委员会委员刘曦林先生的发言是以他此前所著《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为基础的。这既是对20世纪以来国画演变规律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对未来中国画发展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建议。刘曦林先生认为，多元或多种艺术流派的并立与互补是20世纪末中国画的特点，也是21世纪中国画怎样由此走向现代不能回避的现实的起点。他说：“我所理解的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在总体上有别于中国画的古典形态：它尊重现实主义，切入人生和时代却无须从属于政治和政策的图解;它在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和笔墨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而有别于古代中国画套路;以开放的态度吐纳中外的艺术营养，而有别于西方现代派或现代日本画的形态;是在内涵上具有美、善和积极健康的现代精神，在艺术上呈现出高品位的学术品格，在形式上富有现代感和中国感的创造性的现代民族艺术样式。当现代性被普泛化，当主观张扬、个性突显、形式纯化、语汇简约、市场调控成为艺术趋向，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所有艺术应该具有的精神内美;对中国画而言，尤其需要发扬的还有其独有的美学传统的丰厚与新变，而不仅仅是图式和符号的挪用或标新立异。”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江是广东人。他就以自己最为熟悉的“岭南画派”与“岭南画风”为题，逐层深入地阐述了广东画坛多年来割舍不了的情结。他认为，那些乐于自诩“岭南画派”画家的人，在彻底抛弃本来意义上的“岭南画派”艺术革命精神的同时，也严重损毁了“岭南画派”的声誉。近些年真正能“在精神层次上”与“岭南画派”重建起联系的是广东土产的“卡通一带”。他们所标举的是一种尚新求变、勇于创造的“岭南精神”。
注重“写意”精神 把握笔墨语言
此次研讨会有一个重要的子论题——中国画学的理论体系与核心价值。与会专家有多人就此论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马鸿增在主题为“中国画‘写画’体系再认识”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画学实际存在着一个“写画”美学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传写性、倾泻性(写意性)、书写性三大要素，三者互制互动，构成中国画民族特质的核心支柱。他说：“‘写画’体系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产物。传写性、写意性、书写性三大要素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三要素相互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保持着动态平衡。或者可以说，中国画‘写画’体系是以传写性为躯体、写意性为灵魂、书写性为风骨的生态体系。这种整体性、系统性，决定了中国画反对任何极端的倾向，反对任意夸大某一要素而完全排斥其他要素。”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书画家》杂志总编王镛则在其主题为“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的发言中提出，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提供了逻辑思路和审美理想。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可以转化为现代艺术形态的基因和元素，从笔墨技法层面深入到精神内涵层面，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写意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普遍共识。
作为中国画的语言形态，笔墨如何进一步发展也是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当随古代，还是当随现代，抑或是在创作实践中获得真知?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理论委员会委员、《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以“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为题，从语言的角度，用图示把语言中相关视觉形式的部分和传统的“笔墨”概念区分开来，对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重构进行考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宝林结合创作实践进一步指出，笔墨本身并不是独立自足的，而是从属于表现时代精神和个性化意境营造的。作为发展着的中国绘画语言表现手段，其形态也必然会愈加丰富多元，尤其是应在强调民族主义价值的基础上，充分肯定、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艺术的营养。
用现代的眼光看待传统中国绘画
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近三十人，其中大多是已过耳顺之年的长者。虽然“岁月不饶人”，但他们的思想却是“刚健日新”。安徽大学教授刘继潮的发言从空间研究的角度，以沈括提出的“山水之法”“以大观小”为切入点，徐徐展开。他向上追溯《易经》之“观”，突破西方写实绘画语言和科学主义的深层影响，摒弃焦点透视的侵扰和“散点透视”的既定框框，探究了古典绘画创作的内在理据。中国古典绘画自发且自觉地生成“本体之观”“物象之原”的独特创作理路，实践并创造出空间表现和笔墨语言的独特形式——这便是中国古典绘画写意性的本源。他认为，空间位置与笔墨气韵是古典绘画一体之两面，是不可分离的对偶概念，它们共同构成民族传统绘画的独特魅力。未来的中国画，将以纵向传承与横向融合、多元共存的理论视野进入新的境界。薛永年先生听完刘继潮先生的发言后，深有感触地说：“事实上，国外有不少研究中国画的专家，既有华裔，也有纯外国人，但他们与中国画一直都是存在隔膜的。有人说中国画是透视前的世界，是落后的。如果像刘先生这样研究，就能够使外国人充分了解，从而破除这些疑惑。”
《朵云》杂志副主编舒士俊的研究更为现代。他运用电脑软件的透光技术，模拟黑夜与白昼的交替，把一些风景照和画面较为繁复的作品，幻变为空灵、简约而有水墨味的画面，让人耳目一新。记者了解到，舒士俊先生之所以会对此有深入研究，缘于一次中外的学术交流。由于语言不通，图像便成为说明问题、阐明观点的最好方式。舒士俊通过图像幻变的比对研究，感悟摄影与绘画图像皆含有太极图一体二面的底蕴和可幻变潜能。于是他在同一幅作品里打入不同的光照效果，结果画面产生的意境大不相同。他还认为，中国画的留白极其重要，若不够明晰，便会使中国画最本质的特征弱化。他还认为，通过电脑软件来研究绘画，会给深入探究中国画所包蕴的虚实机理带来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拓展空间。
思想与经验相印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严格地说，此次研讨会不是一个纯理论的研讨，而是有着实践的强大后盾，因为与会专家里有许多都是从事创作的画家，如中央文史馆书画院院长马振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等。他们不仅着眼于绘画，而且时刻以画理、画论指导其创作。也有一些专家是既做理论研究，又搞国画创作的，如刘曦林先生和天津美术学院的何延喆老师。所以，“中国画学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是一个极具创作指导意义的会议。它没有故弄玄虚、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是一个让人放慢脚步、静下心来细细体悟的会议。
研讨会最后，薛永年先生总结说：“此次研讨会时间虽然短，但涉及到中国画学的基本问题，有深度、有广度，可以说也有厚度。”他勉励同道：“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学术讲清楚，把中国画学的基本概念讲清楚，把中国画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才能融贯古今、融贯中西，让中国画学得到长足发展。”刘曦林先生补充说：“我们以往都是讨论实际情况比较多，像这样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题的会还是首次。我不是强调首次有多么好，但至少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研讨会还是有缺憾，年轻人提交论文的数量太少。这件事情还要靠一代一代人继承下去。下面的工作还是很艰巨，应该把这些理论成果落实到文献出版。”
历时两天的学术研讨会结束了，但是探索中国画学传承和发展的脚步将不会停歇。带着满满的收获，记者告别了龙泉寺。回味两天的参会经历，老前辈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治学精神让记者深受感动。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承接起老一辈的研究成果，多读书，以文养心，把中国画学继续发扬光大。唯有这样，中国画才能回归本真，走出一条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大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