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朋友询问我，山东市场那边传来消息，某某画家很快会超过田黎明，是真的吗?我说超过好呀，后来居上好呀，你信他，你就去跟着炒，炒来炒去最终还是要看作品的。田先生的作品有种神秘感，其朦朦胧胧的构成曾令人困惑不解，他是怎么画的?哪有线条的表现力?为什么把人画得跟笼罩着面纱似的?而且色调那么浅，看起来都费劲——如此困惑乃至争议未尝不是好事，若不是因为独特，若不是从没有过，疑虑又从何而来呢?据我所知，田先生的《阳光女孩》还真是阳光给予他的恩赐。其时，他居住在木樨地的一处高干小区，每每出入都要路经木樨地地铁口。有一天他在出口外面，看到由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子，脚步轻盈，衣着鲜亮，头戴凉帽，由暗到明，阳光洒满全身。阳光在凉帽上的跳跃感，尤其令人着迷——正是这个特定瞬间，促使田先生获得难忘的创作灵感，并将其化作笔墨实践。
中国画强调“立意”，意虽无形，但基于对形的认知和捕捉，又进而意是在阅历、见解及相关知识积累基础上的阐释和发挥。一个司空见惯的影像，一顶寻常普通的凉帽，你见了，我见了，怎么就田先生从中发现了美?既是他作为画家的敏锐，也是他作为高士的回报——正是他自身的阳光、内心的博爱，使他捕捉到那样的瞬间，使他享受着创造的快乐。
好人好画是一个整体，人品画品必定共生共存。大画家一定是德高望重之人，不仅要才高八斗，更需知行合一，为人表率。十多年前在老家，孙其峰先生听说我收养孤残儿童，让家人带他从招远找到烟台。他看到孩子，立时笑得合不拢嘴。他把孩子拢在膝头说：“孩子养好了，就像花一样地开放了。”他一个个地过问孩子哪里残疾，怎么就丢弃了，并恨恨地责怪家长怎么能狠心丢弃儿女?就因为残疾就不养了?狼心狗肺!时值盛夏，孙老身着一件白色无袖汗衫，右肩敷着膏药，随行家人告知说他右肩受凉了，落病了，好多天没有动笔了。这会儿，他摇动着肩膀说：“去找张纸来，我给你画张画。”孙老对我是这样，凡是与他有缘的人无不感受到其人格魅力。我曾见他用毛笔给浙美的一位学生写书信，回复提出的求教要求。在我看来，有写这封长信的时间和精力，足可画出两幅作品。我曾在陈钰铭先生的画室里见到一幅孙老的新作，说是孙老托人捎给他的，以此表扬、鼓励他这段时间进步很大，作品反响很大。我曾在孙老府上受托，要我带两幅作品送与他北京的学生，可见他们师生久未见面了，而先生难忘学生，正如徐悲鸿先生当年没有忘记他，自掏腰包买他两幅画，以鼓励这位爱徒用心画画一样。由此可见，画坛要弘扬正气，画家要为人师表。一个唯利是图浑身铜臭之人，焉能画出好画?一个心态扭曲毫无雅量之人焉能画出好画?一个缺文少墨从不读书之人焉能画出好画?一个自私自利蝇营狗苟之人焉能画出好画?
我同孙老结缘于善。
时下，北有孙其峰，南有方增先，堪称画坛学术界的两面旗帜。但他们又似乎与画坛无关，没有什么名利能够让他们动心能够撼动他们的定力，甚至连长寿也非刻意追求，一切听凭上天安排。方增先同孙老一样，个子不高，眸子雪亮，一样的慈眉善目，一样的笑容可掬。他们这种人的智慧很难形容，中国画讲气韵生动，古法用笔，是讲的技法呢还是讲的气象?人若没有气象，所画焉能传神?而人若不能心存大爱，又怎会养成浩然之气、高洁之象?
孙老说：“画画多好，好好画画吧!”方先生说：“我玩了一阵构成和形式，又想回归到人类的真诚。心灵的回归又引起对传统的眷恋，绘画其实是一种自然真实心态的表达。”好画家不屑于争名夺利，耍小聪明，而总是自觉地规避诱惑，心无旁骛，用情于画，则他们的作品干净纯粹，蓬勃向上。诚如我在拙稿《总分第一》中所述：“孙老老家是苹果之乡，在那里，人们管苹果采摘后留在树梢上的苹果叫‘树留子’，果树留住它，把所有的水分营养都供给它，因而它才有无与伦比的香甜和清脆。孙老的意义是天道的给予和成全，是近乎一个世纪风雨历练所积蓄起的厚重，是传统文化冶炼出的人格美和大造化，他的意义已然超越绘画本身而具文化传承意义上的范例。”
接下来，容我说说叶毓中教授，他是位似乎已经淡出画坛的人物。高人不会自戴光环，而习惯于淡泊从容、大隐于市，不动声色地观察生活也享受生活，只把绘画看作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他这样表述绘画：“画画的人图一个开心自然，喜欢这件事情，感觉有意思，能带来快乐的心境，纯属一种精神享受。到了我这个年龄，容易怀旧，特别喜欢画小时候的情景，蓝天、白云，田野宽阔，蓝天高远，大片大片的荷塘开满了荷花，哎呀，漂亮得不得了!人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事情，年龄大了都过滤掉了，唯有童年的记忆永不磨灭，美好的感受常忆常新。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就画这种感受好了!随心所欲，越自然越好。你要画这朵花、这只鸟，你就想我就是这朵花、这只鸟。感受有了，画就活了。不要把画画说得那么神秘，雕虫小技而已，没什么了不起，不是什么比天大比地大的事情。你只会这一件事，而且还是雕虫小技，没有理由不努力画好。我画画，很少宣传，很少办展。不大在意名气大小，人们对我的画有何评价无所谓，我还是我，画还是画，不要把画看得太玄奥，画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微乎其微。我关注的是人本身，画要为人服务，为人的建设服务。文化人的人格健全不容忽视，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引导作用。我经常想自己这一生到底能干点什么，选择了画画是否能把它做成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人们为什么要欣赏画?它能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一幅好画挂在那，它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引导文化消费，最好还能引领风气，参与文化重建。”
我注意到叶先生作品题跋中爱用一句话：“叶毓中画民间吉祥”，恰与国家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相吻合。叶老师就此答复说：“我这个词提出得老早了，不是要迎合什么，是我内心的一贯愿望，是我精神上希望回到童年的结果。我太向往祥和万家路不拾遗亲如一家那样的太平盛世了，也就是《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种。我感觉童年时的情景同陶渊明的描写已经很接近了，可惜后来又遥远了，都给破坏掉了，非常惋惜。我去美国，大为吃惊。哎呀，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玩耍过的乡下吗?青山绿水，满目青翠，草地没有修剪，一切都是那么朴实、自然，人可以在草地上打滚。回国后再看看我们如今的乡下，早已面目全非，哪里还有迷人的景色?有，也是在你心里。画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现实生活中做不到或是丢失了的美，你可以用画笔去找寻它、拥有它，用绘画这个特殊的方法邀请大家一道来欣赏它、赞美它。大家都能认可这种美，然后我们一同去建设它。”
叶先生说：“文化人要抑恶扬善，对于社会的文明建设要热心、用心，首先要把自己做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好了、做好了，国家自然就好了。理论上，人人都能成佛，但实际上不可能。为了成佛，只想成佛，肯定成不了佛。比较实际的想法还是做个好人，做个好人比画画要重要。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劝你还是不要画画，不要糟蹋画。有的年轻人要拜我为师，跟我学画，碍于情面只好答应，但我有话在先，提一条要求，只有一条：做个好人!评画没有恒定的标准，往往见仁见智，各有所爱。但是做人却有永恒的标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常对年轻人讲，接下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一是诚实守信，是个好人;二是踏实肯干，是个能干活、肯吃苦的人，至于聪明与否倒在其次。世界上真正能做成事、做成大事的人，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人，道德面貌和意志品质才能最终成就一个人，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同叶先生交往多年，一开始到校尉胡同68号他的家中拜访，后来约在王府井书店碰头，他领我到隔壁商业大楼内的一间咖啡屋，以示“享受”，买杯咖啡、奶茶之类，每次都是叶先生买单，令我甚感尴尬。如今校尉胡同68号已经荒弃，绝大多数住户都搬走了，等待开发，当年户主开出的拆迁价是4万一平米，开发商接受不了，现在只怕8万也谈不成了。此院在协和医院西门外，再向北一路之隔是王府井大街，是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小院里有几棵石榴树，由于无人管理，显得纤细孱弱，稀稀落落结了少量几个果子，叶老师站在树下，我用小型数码相机给他拍了幅照片，似乎眨眼间几千元的心爱之物便不复再用。有钱人更是日新月异般换置着各种新奇之物，花钱如流水，躺在钱堆上。科技高速发展，消费拉动欲念，人心已无依傍，留给我们寻找和安置灵魂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类似这种古朴静谧的小院已经不多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阕词是明朝万历年间文学家杨慎所写，杨是四川人，叶先生的同乡。这位状元公因为秉性耿介、刚正，得罪了权臣和皇帝，被使以庭杖，罚以充军。因有这番遭遇，方得大彻大悟，写下传世之作。司马迁写《史记》，写到第7个年头，发生了替李陵辩护冒犯龙颜之事，被捕下狱，惨遭腐刑。自古以来，士大夫可杀不可辱，腐刑乃奇耻大辱，非此莫甚。司马迁能够活下来，全凭肩扛使命，此后又历13载，《史记》得以成书。除了对史事的如实记载外，此书更以其悲天悯人的崇高情怀怀抱苍生之人性大美，与天同构般的大道正义成为史上第一书、中华大文章。清高难免偏执、一根筋、遭妒忌，世所难容，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古时候的大德之士以隐居山野相抗争，现在已无这种可能。若想洁身自好，须得付出代价。官场腐败，窝案频发，想当清官靠边站，画坛高层形同官场，堪比江湖。当年叶先生全身而退，现在看竟然是好事一桩，他的榜样、作为，提供了艺术家走向康庄大道的一个范例，对青年后学们理应有所启迪。(附图为叶毓中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