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
古之达人，高人一层，
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
——[明]袁宏道
人在完善人格的本能驱动下，总希冀在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与自然实在的物质世界间寻得一个平衡点，或是一个结合点，而袁宏道口中之“情有所寄”正是如此。文人书房无疑正是此般“情有所寄”的最佳载体。
“文房”，广义解释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有点类似今天的档案馆。
到唐代，“文房”逐渐演绎为文人的书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文房用器也逐渐兴盛起来。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是我国历史上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推动了中国文房四宝的发展。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著《文房四谱》首倡“文房四宝”，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在其《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启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文房器物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
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晶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而正是这些“文玩”的加入，给文人墨客营造了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同时与书房的人文情境相互融合，塑就了至善至美的生活体验和道物一体的生命感悟。
丰富中见朴实，淡雅间蕴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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