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画坛，心存忐忑、小心翼翼者大有人在。尤其在人物画领域，主题性创作一向为国家所倡导，但也一向笼罩着难以言说的思想禁锢。第10届全国美展，陈钰铭先生送了一幅组画《西部筑路工》，分别画了3位男青年，破衣烂衫伫立在蓝天白云下翘首以待，热切地盼望见到亲人或是被人搭救。地平线也是他们的生死线，青藏公路的路基下掩埋了多少血肉之躯、无名尸骨。人们看到的、听到的，同茫茫高原隐藏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常人可以视而不见，艺术家则不能，悲天悯人乃画家必备之天性，舍此则不足以承担使命。
画家采风，意在亲近自然，抚慰心灵，采撷天地影像，化作笔墨言说。并且优秀的艺术家自会得到特别眷顾，在对自然的游历中走进历史，充实人文情怀。陈先生在精神上继承了老师李伯安的衣钵，笃性仁厚，泛爱为心。生活中，他又乐于接受黄河、黄土的养育，数十年如一日，厮守在晋陕两地、黄河两岸，偶尔应邀到青藏高原体验别样风情，丰富精神储量。他常年沉潜在生活底层，哪怕成名之后依然一身布衣、一身尘土，始终恪守其艺术主张，并将其牢牢地定位在黄土高坡上。他吃在老乡家里，住在老乡家里，几乎所有的春节都在塬上。我打拜年电话，总是听到那头说，我在麻黄梁哪，在某某大集上哪，在这边过年味道浓哇!似乎电话里都能听到农家的声音，能嗅到黄土的味道。可是，《西部筑路工》却被评委枪毙了，被视为异类。参评作品千幅万件，评委借口担心上边通不过，实则是明哲保身，思维陈旧而已。
事隔不久，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落幕，入选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引起老先生的关注，同作者打招呼说：“钰铭，我们正在讨论蒋兆和之后水墨写实人物如何发展，还能不能发展。东北许勇他们很努力，以素描造型为特色的作品很结实。南方也有人在尝试，过于注重笔墨线条，作品的气象不够大气。你画的这幅画可不可以称为‘新流民图’?你心里有没有一个追求?敢不敢和蒋兆和比一比?”陈钰铭赶忙回答说：“老先生过誉了，我连想都没敢想。”其实也没有必要，已然耸峙的山峰不是要让你超越而是要你眺望，获得启发与激励。何况，无论怎样努力，下过多大功夫，最终成稿的“九一八”并非他内心想要的景观，所画更接近大众的思维定式而已。
历史散落着，真实在幕后。画家作画，既要考虑观众的心理承受，更要揣摸上边的接受限度，除非你并不在意自己的辛勤劳动胎死腹中。当年，蒋兆和先生创作《流民图》可曾顾虑重重?
现实主义绘画创作常常要求在痛苦中寻找美，没有舍弃难有坚守，没有政治嗅觉不要奢谈创新。陈先生曾同我谈及“九一八”的创作过程，谈论他特别想画的历史素材，一直在构思的一些画面，包括表现“西路军”的惨烈情形，马步芳的骑兵曾一次残杀三千多女红军，远比“八女投江”惨烈百倍。回望历史，可画的素材很多，回到现实，可供选择的余地却很少，若无权威发布，休要触及禁区。
当代画坛，人物画创作占有极大份额、分量，人物画画家亦为之付出着极大努力，如王迎春、唐勇力、冯远、田黎明、苗再新、梁占岩、张江舟、赵奇等人，无不在努力书写画坛传奇，添加新的篇章。据我了解，“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发起，始于张江舟等人的创意。自“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期间，人物画家的群体优势非常明显，特殊时期导致这一门类的特殊地位，聚集、成就了一批特殊人才。问题是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这批人之后还有无后起之秀?画大画要求力能扛鼎，势大力沉，技术全面，更要阅历丰富，修养全面，具备驾驭大题材的能力。不说技术，仅就气象而言，新生代明显纤弱，不复有前辈画家的精神追求。基于这样的状况，不妨抢救性地画一批大画，回溯历史篇章，展现大国崛起。冯远先生得悉这个建议后，甚感不谋而合，联袂予以推动，使之逐渐演变为国家投资、国家行为，促成新中国美术创作活动中的一次创举。
因是集中检阅，难免众说纷纭。一个直接后果是轻易别碰大创作，以免出力不讨好。绘画是个体劳动，创作要有感而发。任何带有功利性的人为倡导，哪怕是国家层面上的倡导和组织，亦不免使作品本身大打折扣。
也是今年春天，继杭州之旅后，我一路南下，乘动车赴汕头。途中但见青山绿水，满目葱茏，精神为之振奋，心情好得不得了。汕头是座奇特的城市，完全有别于北京或是别的中心城市，完全不同于北方城市那种闹哄哄的模样，而是极为闲适、幽静，看不到堵车，听不到喧嚣，安静、祥和到令人沉醉。但这并不妨碍其富有，那些闲坐街头的老汉、大妈，虽其貌不扬，衣着简朴，但却极有可能是位富翁。我喜欢这座城市，曾一去再去，感到它年复一年少有变化，始终保持其素朴静谧、波澜不惊。这要感谢谁呢?历史上，大文豪韩愈曾到汕头主政，兴办教育，造福一方，将文化的根深深植入这座城市，不知“潮汕文化”的源头是否发祥于此?直到现在，潮汕子弟一直保持着极高的高考录取率，习文重教之风极为盛行。广东画坛素有“潮汕帮”之说，大学教育更因李嘉诚等人的参与而名扬天下。我初到汕头，是为了采访杜应强、陈政明先生。后来没有采访需求了，仍旧一去再去，同杜先生结下师生之谊，从他身上看到当代文化人少有的儒雅、谦和。他笑呵呵、慢悠悠，看似文弱实则心劲饱满，把精神都用在作画上。他画的大榕树千姿百态，造型突兀怪异，动辄擎天触地。他以此树此画，对接于潮汕文化，构成特色独具的文化符号、笔墨意趣，使之蓬勃而不失深厚，飞扬且挺拔壮伟。并且形式美以外，他致力于笔墨创新，以水对线条的浸润、丰富，逐步探索出一种全新的视觉观感，通过水痕与线条的交织获得诸多意外效果，也因而妙趣横生。
说到创新，不能不言及田黎明先生。田先生生于1955年，他的同事唐勇力先生生于1951年。唐先生曾在浙美任职国画系副主任，而后调任央美，继续任职国画系副主任，给田先生当助手。从两人的年纪看，如果田不主动让位，唐就没有转正的可能性，而这个“正”对于唐的人生阅历而言，对其地位影响、成就圆满而言，无疑至关重要。坊间传闻，田先生曾多次口头或是书面提出辞呈，主动要求辞去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之职，不知是否为了腾出位置成就同事。画坛能人多而君子少，既是社会浅薄所致，也是画坛一向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结果。种种诱惑之下，君子持道难哉!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非别个，乃天德也。田先生是得道之士，是天意对文化传承的嘉许及认同。前有周思聪，今有田黎明，薪火传承，德艺双馨。当年，田黎明以军人身份考上卢沉先生的研究生，卢先生慧眼识人，用心提携，田先生知恩图报，不负恩师。他曾对我说：“听说你搜集了不少周老师的事迹，你写本卢先生、周先生的传记吧，我一定全力支持。”可见其人格至诚，与先生一脉相承。(附图为陈钰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