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九三六年校注一九三四年初印本《边城》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他说人事就是这样：“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还说生存真是可怜的事情，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太多的事情更不幸。我从前读沈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觉得他记得那么多事情真好。现在我老了，读沈先生写唐代服饰，写团扇，写铜镜，觉得幸亏他知道和体会的事情够多，遭逢生存和思想都给关进囚笼的年代，聆听歌颂上帝、歌颂太阳的喧哗，他终于勇于怀抱他的真知为他一生的操守和尊严淡然守灵。
这样恬静的读书人从来不多。读他的书看他的成就，我也从来不希望看到他走出他的著述而疲于跟俗世的人与事周旋。从少年到老年，我一心静静摩挲他的细致，远远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赞叹他的超逸。我甚至刻意错过了同他通信同他见面的几次机缘：沈从文是薛涛笺上的彩影墨痕，一张航空信纸的问候，一堂灯红茶绿的寒暄，终归是对那一叶风华的轻慢与冒渎。他的字我倒非常愿意集藏。有了他写给施蛰存先生的一封长信，有了他在张充和先生家里写的一幅斗方，我更想亲炙的是他一生常写的朱丝栏长条章草小字。
那样高挑那样苍茫的修竹墨影老早就成了沈从文书艺的标志。汉元帝时代史游发明的这款书法纵然斑驳陆离，传到沈从文手中毕竟翩然复活了：秦代隶书的波磔还在，圆转方折的意态也在，不兴连写，字字独立，汉朝善书的人都可以凭这样的字入仕，沈先生写的这笔奏章体章草，汉朝人看了一样倾倒!少年时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队充当文书抄写公文，沈从文练汉碑练隶书的生涯一练几十年：“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里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
钟繇和王羲之又古又好不必多说，曾、李二位倒是张大千的书法诗词老师了，都是光绪进士。曾农髯的字是压扁了的干柿子，晚年在上海鬻书，身体很弱，求字的人一多，都让张大千代笔应付。大千的字起初像他，越写柿子越丰盈，枝秀叶媚，终于比老师写得更生动了。李梅庵的字像勾描出来的古画，碑上的石花鼎上的破锈一一浮现，在上海卖字养活几十口的家，苦得要命。
不是我偏心，沈从文的字其实早就“压倒曾李”了。我在上海嘉泰找到的这幅长条录了一百四十几个字，是一九六二年咏《赣州八境台》古风体长诗，送给“凌苹同志”，写明是“七六年六月中旬于北京之小作坊乱稿堆中”的“从文习字”。那年，沈先生七十四岁，十二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他八十六岁辞世。求豪健，求纵肆，求古秀，沈先生晚年这幅作品真是顺笔顺心了。我近年尤其偏爱他字里这般自然的峭拔，偏爱他写了一辈子字而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那是最高华的气派，也是最动人的谦逊，跟他一生的著述一样稳练，甘心在暮气中读书静坐的老年人看了格外舒服。沈先生说他三十年代在北平写《边城》，院落里有槐树，有枣树，每天朝阳初上，他坐在小竹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每星期只写一章。情致那样闲淡，难怪沈先生真是连写字都不屑“向世味上浓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