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始有专门为皇帝画画的机构，当时没有正式的名称。大家熟知的著名作品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步辇图》、《纨扇仕女图》等都属于院画一类。吴道子、韩幹、张萱等著名的大画家都在一个时期内先后服务于这个机构。宋朝正式的名称叫图画院，元代则把所有这一类专为皇帝提供服务的文化机构纳入“各色匠人提举”之下。明朝设有武英殿待诏，值仁智殿(即后来的白虎殿)中书等职，专司此事。匠人或画师们除待诏之外还被授衔，文职如中书，武职如锦衣卫指挥、百户。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六部中的官员均需经过铨选，不能像锦衣卫授衔那么随便，甚至无须人事部门的手续认可。明朝的大画家吴伟就是一个有锦衣卫衔的画家。
到了清代，大部分制度是明朝有什么清朝就有什么。譬如专管乐舞、音乐、戏剧的教坊司，再如专管刻书的经厂，都是沿袭明制，不作任何改变，就连形式上也不改变，尽管经厂的名字不再使用。顺治年间内府所刻的《孝经》、《资政要览》等书，版式、字体与明朝经厂本一模一样。绘画力面，据《酌中志》记载，明末宫中匠人作有不少如《九九消寒图》、《绵羊太子图》这类题材的画，不署款。有不少传世的苏汉臣款的同类题材画，我以为就是在那些明代画匠的作品上后添的款。
今天，研究绘画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条史料，“清设如意馆，在启祥宫以南”，《清史稿》中就有记载，来源是清代著名的笔记《啸亭杂录》，作者是礼亲王府的成员昭槤，这条史料是不确切的，在这种记载中，如意馆仿佛就是一个职能机构的名称，总司绘画。昭槤虽然是礼亲王府的成员，但不等于他就熟悉内务府的分工以及建制这类事情，不仅他不熟悉，即便是亲手大学士在平常也没有到造办处的机会，所以不熟悉不了解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找到有关造办处或画院的确切记载呢?还是应该到档案中去找。
先说如意馆，在《圆明园陈设档》中已经见到“如意馆”这个名称，《旨意档》中也见过，奉旨：叫毛团(一个在档案中多次出现的太监的名字)传旨，有一百五十八两青膘子交“如意馆”、“芰荷香”两处分用。“芰荷香”是圆明园内一处建筑物的名字，由此可见，“如意馆”无疑也是建筑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常提到的还有“春宇舒和”一处，也是圆明园中的一处景点，所以可以知道这些地方都曾经是从事画画的固定的场所，如意馆不过是圆明园中的一处。
其他宫中的作画地点也可以从《造办处档案》中发现，例如有给西洋人郎世宁安地炕，据郎世宁说窗户上糊西洋纸照眼睛，要求换窗户纸等项事情的记载。郎世宁的职务就是画画，这说明画画人的屋子在造办处，而且数量不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画院这个机构服务的著名画家如冷枚、孙为风、王幼学等人都是奉皇帝旨意留在郎世宁身边学习西法画的，冷枚也是在造办处，这些人至少应有一个院子，有那么十几间房供他们工作。《旨意档》中常见的还有“启祥宫”(为西六宫的一处，即太极殿)东西殿、慈宁宮群房以及咸安宫等处都是这类画画人工作的地力，其总名称曾经是“画作”、“画画处”、“画院处”，是属于造办处的。
所以说如意馆只是画画处诸多地点之一，决不是职能机构的总名称。清代有这么一个习惯，一些非政府部门的单位名称常常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譬如，教坊司本是明代的机构，但清代从顺治起一直使用这个名称，到雍正年间才正式裁撤。未裁撤之前，政府一切正式活动中的音乐、舞蹈仍沿袭教坊司的旧制，包括女乐。康熙年间由于有大量正规化的戏剧演出，所以又成立了内学、外学等戏班。这些戏班就设在南府。档案上常常见南府怎么怎么样，还有景山大班、头学、内外学如何的记载，具体活动中就是这么称呼。南府本来就是一个口头的叫法，位于故宫西华门外的南长街路西，现在是161中学所在地，原为吴应熊的额驸府，清初，政府为了统战的需要，将公主许配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清实录》吴三桂传中说：“三桂叙功，岁增奉千。内心熊尚主，为和硕额驸，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个南府就是吴应熊的额驸府。后来，吴三桂反清，应熊被杀，南府就成了管理戏剧演出的单位，无论门头上还是档案中都这么称呼，直到道光七年升平署成立才有了正式衙门的名称。
如意馆的叫法也是如此.不能当作机关名称，从档案上看，最早叫“画作”，雍正年间曾见过“画画处”的名称，到乾隆年间称为“画院处”，从来都是属于造办处。
嘉庆年间胡敬编著了一部关于部分清朝画家小传的书，叫《国朝院画录》，由于胡敬是《石渠宝笈》二编的编者之一，《石渠宝笈》中收录的一部分清代画家，此书也收入，而且比较注意画院这个标准。对于哪些画家属于画院，哪些画家不属于画院，胡敬有比较严格的区分。他在书中批评了画史上的另外两部书，一部是厉鄂的《南宋院画录》，他说体例不够严谨.原因是把马和之收入书中，马和之官至户部侍郎，相当于部级官员，不是专职画家，所以不该入画院之列，还有一部是《国朝画徵录》，《国朝画徵录》收有对清初至乾嘉时候的大多数比较知名的画家的评语和考证。胡敬认为其中收入王时敏的小传，并称王时敏为“画院领袖” 也是错误的。胡敬对于第二部书的批评是不够确切的，《国朝画徵录》中的原话说的是“画苑领袖”，这个“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画坛”、“画界”这样一个概念，并非“画院”这个专指概念，以王时敏在清朝画史上的成就和影响，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当然王时敏不是专职在宫中画画，这是事实，但这本书不是专介绍画院中人的书，所以这个批评是不确切的。
下面我们谈一谈画院中画家的身份。在画院中的所有的画画人，一部分有官衔，部分没有。对于他们的称呼，除有官衔的以外，大部分就叫画画人，还有叫画匠的，另外在传旨中还有“着慈宁宫画画蛮子”如何如何的话，“蛮”说的是蛮夷之蛮，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人，在老的北京土话里，尤其是从前旗人的口语中，概括的称呼汉人就是蛮子，再细一点分，又有南蛮子，慈宁宫一处的画画人，凡南方人也就是旨意中说的“画画蛮子”。
画院处的作品有三类，一类是传统的画法，一类是地道的西洋油画，第三类是西洋的线法画。画西法画的画家中，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郎世宁、贺清泰、马国贤、张传一、艾启蒙几人之外，还有一批中国人参与其中，因为在奉旨传唤的《旨意档》当中，时常有“画西洋画的人”，“画油画的人”如何如何的记载。另外，有关置办颜料的档案中除去购买各种色料之外，还有“锭粉若干斤，桃仁若干斤，密佗僧若干斤，广胶若干斤”的记载，桃仁的油特别细，估计是用来调和油画颜料的，锭粉、密陀僧应该也是这种用途。从画风上也可以看出西画和传统画之间的区别。如清朝有名的张宗苍、方琮等一批专职画家，都是用传统画法，以水墨勾线条，着色上与当时流行很广的四王吴恽的作品仍是一路。还有画工笔画的姚文瀚、丁观鹏，在传统工笔重彩山有了一些中西合璧的倾向，这是清代院画的一大特色，如这次陈列的《康熙写字像》，康熙身后的屏风完全是线法的画法，有西方画的透视关系，而衣纹又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条来勾勒，与屏风的画法完全不同，是非线法的，我以为这还是因为皇帝更强调中国画的笔道、线条等因素。此类画有很多。陈列中另一张《康熙读书像》，就是背景上有书架的那一张，纯为西法，尤其脸相完全是西法，衣服也不露衣纹线条，只靠染色，都是院画的特色。在《万寿盛典》、《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中的大量人物纯粹是传统的中国画法。而在各种战图中，既有象《阿玉锡持矛荡寇图》那种中西结合式的，也有如《平定西域战图》中那种纯西洋风格的，一望而知是郎世宁这类作者。
至于画院中画画人的任务有这么几类.一种是对古画的临摹，不仅有《仿燕义贵山水》、《仿大痴山水》这一类仿笔意的，还有大量是皇帝指定临摹的复制品，如五代人的《丹枫呦鹿图》，今天北京故宫藏的就只有清代画院顾铨的临本，同是五代人的《雪渔图》，北京故宫藏的也是临本。另外还可以举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原来宫中所藏的《宝积宾迦罗佛像》，我在古物尚未南迁的时候见过，是一幅很旧的画，旧题吴道子——当然到底吴道子的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但这的确是幅旧画，也很好，今天北京故宫所藏的是丁观鹏的临摹本。宋人《卖浆图》原物在台北，故宫所藏是姚文翰的临本，临得非常好。故宫这一类画的分景很大，我有个建议，可以专门作一次这种临本的展览。
除临摹以外，画院的主要任务是作肖像画，即帝后肖像，以西法为主画人物面形，不用线条勾勒，也没有大的明暗对比，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形式。焦秉贞受曾鲸的传授，将这种方法带进了画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国朝院画录》，胡敬虽然批评別人不该把马和之归入画院之内，但在自己的著述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焦秉贞身为钦天监的五官正，也就是说他的正式职务及日常工作在钦天监，画画只是业余的。虽然他画过耕织图这类入画，其专职也仍然是钦天监，不能专在画院服务。还有一个不该列在画院的是李鱓，李鱓一向未在宫中供职，无沦如何不能算是画院的成员。至此可以再一次地明确画院画家与非画院画家的界限;另一类肖像画就是行乐图，因为行乐图的画面中虽然有景物，但主体仍然是人物，应该属于肖像类。
第三类任务是记录国家的盛典实况，如万寿盛典、南巡、大阅等。这次我们陈列的《乾隆大阅图》、《雍正祭先农坛》都属于此类，画这类题材的画是画院处的主要任务。
第四类是绘制宫中各处的贴落。逢年过节，应时按景的室内装饰中大部分是一些吉庆题材的作品.但有时也会有很重要的纪实性的题材，譬如，《万树园赐宴图》原来是避暑山庄里清音阁旁边“卷阿胜境”山墙上的贴落，因为万树园赐宴这件事发生在避暑山庄，在这个地方画一张纪实的大画以为纪念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皇帝也认为此画非常珍贵，揭下来裱成我们现在见到的样子。在这张画中，每个人的脸相全都是肖像画的画法，按照真人画的，章法又好。对于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能有这么周全真实的记录是太难得了。但一般贴落不会总有这样的题材可画，多半是“着某某画花卉”，“某某画山水”，或是“着某某画什么什么故事”。今天养心殿还贴着雍正、乾隆父子两人的画像，就是这种指定题材的画，这些指定题材的画。在绘制过程中，皇帝常常亲加干涉，例如对一幅画的作者指定分工，“花卉让金鲲画，石头着唐岱画，脸形都让冷枚画…”，而景物又让另一人画，旨意常常十分具体，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干预吧。这是在画之前，还有画完了，皇帝又说“这个美人脸画大了，再画”这样的旨意，更有意思的是“叫郎世宁画者尔德狗”，狗的名字叫者尔德，画好之后，先说画的不错，既而又说“可惜毛儿画短了，再画长一点”。这类指示也很多。
第五类是随意创作一如“让冷枚画几张画来，随他意画”。这是对待地位很高的画家才会有的礼遇，一般画家没有这种待遇。
画院中作品的落款方式有以下几种，《万寿盛典》、《南巡图》这类大型重点作品准许落款，帝后肖像不许落款，贴落画有的落款，有的不落款，但也有特殊的时候，大多是皇上看着好，问“这是谁画的?”假如回“是唐岱画的”，可能皇帝就会说“唐岱画的画俱着落款”，有了这个旨意，以后凡是这个画家画的画，就可以落款。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名称叫作“清代历史图像展览”，展品中有大量描绘重大场面的画。如《大驾卤簿图》，清朝卤簿沿袭明制，分成四个等级：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
大驾卤簿用于皇帝祭天。从午门摆出去，直到圜丘祈年殿前。
法驾卤簿用于皇帝祭社稷、祭地和大朝会。在太和殿门口摆两列。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陈列在大清门外，正对着大殿的位置，最前边是十一只大象，每两只套辂，仪仗中的旗、麾等物由銮仪卫的校卫每二人守护一种.二者比较起来只是个别几样陈设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皇帝所乘之辇：辇就是大如车的轿子，大驾卤簿是玉辇，法驾卤簿是金辇，金辇和玉辇的样子和尺寸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木质，顶上有镶嵌，金辇镶四块金板，玉辇镶四块玉板，在名称和等级上就有了区别。
法驾卤簿一般是从太和殿门外一直陈列到天安门外。祭祀时出哪一个门，就从哪一门开始摆起，出行时也就这样随着走，前引后扈中的所谓前引就是这些。还有后扈，就是皇帝自己有可能用的一些器具。
骑驾卤簿在两份南巡图中都有描写，最大的特点是无辇，代之以马或步輿，也就是四人抬的小轿。
这次展览中陈列了《雍正祭先农坛图》，因为从古至今的任何政府都重视粮食的问题，民以食为本，所以皇帝祭先农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同时进行的还有躬耕的仪式。顺序是皇帝到先农坛先祭先农，之后在观稼台升座，然后下地推犁。推犁时由顺天府府尹和宛平县县丞在旁跟随，顺天、大兴宛平的农民在前牵犁地的牛，户部尚书撒种。具体过程是三推，有时还加一推。皇帝推完之后，就是大学士、尚书们推犁，多是九推。这个仪式结束以后，皇帝重新在观耕台上升座、奏乐，由宛平县的农民把这块田种完，一边耕作，一边唱着禾歌，传说这是古代耕作时所唱的歌。
展览中还陈列了皇帝临雍讲学的一幅画。先说说临雍，临指光临，亲到的意思。雍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从周那时候起，就把国学，也就是国家最高的学府叫辟雍。它的建筑形式是圆形的，四周是水，有三座桥，中间的一座与大厅相连。辟通璧，圆形的玉叫璧，在这里象征国学的至高无上。皇帝临雍讲学的内容是与国子监监生共同进行一系列活动，以达到在整个国家行礼乐、宣德化的作用。清袭明制，皇帝除了平日学习之外，在春秋二季还要开设经筵。所谓经筵，开设在文华殿，派讲官，同时皇帝也加入讨论，相当于一次重要的政治学习。临雍的性质与此大致仿佛，不同的是由皇帝赴国子监讲学。
临雍的中和韶乐都要从宫中运到国子监去，陈设起来。皇帝到了国子监之后，先行释奠礼，到孔子位前行礼，再到彝伦殿，换下来时穿的常服，更换朝服。然后，礼部尚书请皇帝到辟雍去升座。皇帝的前面是讲案，右手是书案，由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国立大学的校长)带领所有司业、训导、教官监生预先到辟雍南边分两行站好，隨皇帝来的官员也排成班。皇帝升座、开讲。讲授时，所有的人要跪听。讲完后仍由国子监祭酒带领所有生员在大成门外等候跪送皇帝。
再举一个例子，大阅图：这次展览的大阅图不是故宫原有的那一份，是五十年代文物局调拨的，也就是从社会上收购来的，小全，只有两卷，描绘了大阅时受阅队伍的真实情景：大阅，如果按《清会典》上的规定应每年举行，实际上如果当年发生别的事情也就岔过去了，不再举行。以乾隆大阅来说，第一次大阅是乾隆四年，第二次就是乾隆二十三年了，中间隔了那么多年并没有举行。在《乾隆御制诗》中有诗谈及此事，说大阅多年未行，此番因平定西域，有布里雅特、哈萨克等酋长来朝，特行大阅，使其瞻仰云云，说明并不完全按照会典的规定行事。《日下旧闻考》上对当时各处行宫的陈设均有详细的记载，例如，“南苑行宮后殿屏风有圣容，寰甲踞鞍”，就是全身甲冑骑在马上，《乾隆大阅图》就是那张乾隆骑马的画像。从画法上看绝对是朗世宁画的，但图中施皴法的土坡一望而知是中国画家所作，此像并无落款，乾隆的样子也很年轻。最初一直以为是乾隆四年即第一次大阅时所作，无意中翻阅《乾隆御制诗集》，有他70多岁时的一首诗，描述又见此像之感慨，头一句“大阅戊寅画像斯”，接着又说，像中的自己“俨须眉”，是个伟丈夫相，但今日下马入斋者，已然是须发皆白的老者，跟画像都对不上号了。由此可知，此像应该是画于戊寅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三年，当时的乾隆已经40多岁了，仍然很年轻，两撇小胡子，英气勃发。乾隆所穿的甲冑至今仍藏故宫，和画上画的完全一样，可以知道当时完全是写真。
《光绪皇帝大婚图》在绘画的水平上较之康熙乾隆时期差多了，从传统画法上也属于画得比较粗糙的，但毕竟是个记录。陈列中有一个错误的说明为“皇后出宫”，在此特别要说明一下，这不是出宫，画面上描写的皇后应该还在自己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奉迎”，就是奉旨迎娶的意思。奉迎的过程是使节来到后邸，就是皇后的娘家，请皇后登上凤舆，进宫出宫都只能是指紫禁城这个宫。今天我们顺便说一下大婚的大致程序，首先是纳彩，纳彩的前奏是问名，也叫选秀女，但与选宫女子的秀女不同，宫女子是在宫中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女性，此项工作由内务府管，纳彩的选秀女是为选皇后做准备，是国家大事，由礼部负责。选定后行纳彩礼、相当于老百姓家里的放定，男女两家的婚事基本定局吋举行的礼节，纳彩首先要派正副使在太和殿授节，正使持节，带着10匹鞍马，就是备好鞍的马，10份甲胄，100匹缎，200匹布;第二步是大征，相当于老百姓的过礼。给皇后家里100两金，20000两银，全套银茶具，1000匹缎，鞍马20匹，仗马20匹，甲20副。给皇后的父母金100两，金银茶器.帛500匹，布1000匹，马10匹，甲10副、正副使至后邸送大征礼，皇后的父亲在大门外跪接，马拉到院子里，金银器、绸缎等陈列在正厅案上，皇后的父亲率子弟跪接。下午赏宴，宴席由光禄寺预备，第一步是奉迎礼，也就是娶亲，这天的正副使换了，不再是礼部尚书或内大臣，改由大学士或亲王、郡王担任，带着皇后的册、宝，册和宝都放在龙亭当中。对皇后来说，叫做仪驾。奉迎的队伍在太和门外授节，并从午门的中门出去，整个队伍以凤舆(轿)为中心，加上命妇组成，命妇要穿朝服，乘马，迎接皇后的队伍到了皇后家以后，正副使宣旨、官册.就是把关于皇后的册封决定宣读一遍，皇后的父亲把旨接进去，命妇女官服侍皇后从屋单出来，接旨、接封、接册、接宝，然后登舆，就是上轿，队伍进大清门，所有随从仪仗在太和门外停止，凤舆和随从的品官命妇掌灯进乾清门，凤舆停在乾清宫门外，皇后下轿先至皇后宫中稍事休息，再到坤宁宫与皇帝共进合卺宴，次日见皇太后，下午在太和殿赐百官宴，赐后父宴，整个大婚情况基本如此。
在清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的大婚载入了《大清会典》，其余诸帝都是即位前结的婚，也就没有大婚礼了。
清代院画，如画院的沿革、画院画家和非画院画家的区别，他们的待遇和工作任务，以及画院与清朝制度之间的种种关联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可以将翔实的史料与丰富的藏品结合起来研究。我今天讲的虽然有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但由于时间很短，既没有展开，也没有深入，只是把问题分析一下而已。至于后半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通礼》，比我讲的要详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