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 中国艺坛出现了一位诗、书、画、印“四绝”、并以其苍润浑厚的艺术魅力蜚声天下、雄视宇内的大师，那就是吴昌硕。
吴昌硕名俊， 又名俊卿， 初字香补， 中年以后更字昌硕， 亦署仓硕、苍石， 别号缶庐、老缶、老苍， 又称苦铁、大聋、石尊者、破荷亭长、五湖印匄等，七十岁后以字行。 吴昌硕清道光24年(1842)生于浙江安吉县彰吴村，民国16年(1927)卒于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寓所， 享年84岁。 于右任撰书挽联：“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 绝艺飞行全世界; 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 风流占断百名家”， 对他的艺术作了极其概况而准确的评价。
安吉吴氏的祖先， 是南宋初由北地迁来的， 到吴昌硕已二十余世了。 吴昌硕的父、祖辈中也有人得过并不显赫的功名，他出世时基本是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富于文学艺术气氛。 吴昌硕本人为清末增贡生， 同治4年他22岁时应安吉县试中秀才， 江苏同知县， 直隶州补同知县， 光绪25年他56岁时曾署江苏安东县(今涟水)令， 一月即谢去， 故曾刻一印：“一月安东令。”他一生精力， 尽倾于诗、书、画、印。
吴昌硕《临散氏盘轴》
晚清时， “海上画派”崛起。 吴昌硕是“海上画派”的主将。 但是， 在他并擅的四门艺术中， 画确实最晚染指的。吴昌硕自称“三十学诗， 五十学画”。 当然， 他学画并不真晚自50岁才开始。 相传他30多岁时学画苦无师承， 经友人高邕之介绍求教于任伯年。 初次相见， 任伯年要他当场画几笔看看， 不料见他使笔落墨不同凡响，一派挺拔浑厚气象， 不由说道：“你《石鼓文》功底好， 笔墨功夫已胜过我， 将来画名在我之上!”且再听他后来的“夫子自道”：“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直从书法演画法。”他这样评量自己：“我是金石第一， 书法第二，花卉第三， 山水外行。”又称“人说我善作画， 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 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说得朴素实在，不像有的人那样， 自己某一方面的成就已被人承认， 却偏要举出其实并不如何的另一样什么来硬说在此之上以欺世邀名。 金石书法上的巨大成就确实对吴昌硕画艺的成功起了极重要作用的。
吴昌硕《临石鼓文轴》
吴昌硕自述:“予少好篆刻， 自少至老， 与印不一日离。”大约三四十岁时，吴昌硕已走出赵之谦、徐三庚妍美光洁的圈子， 以后又越过吴熙载、钱松， 直窥秦汉， 参以古金石封泥遗文风貌， 铁笔雄健， 钝刀硬入， 于浙、皖之外别开印风， 另张一军。来楚生先生曾说， 赵之谦好比青衣花旦， 猛然冲出一个吴昌硕， 仿佛黑头花脸， 气势夺人。 1913年， 西泠印社正式成立， 70初度的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 也是众望之所归。
这里不能多谈吴昌硕的篆刻艺术， 但有两点必须提到， 一是自少及老对篆刻艺术的追求促使吴昌硕不断地研索篆书艺术，二十他在篆刻艺术中的独到心得直接影响了他的书法和绘画， 人称其中有“金石气”。
吴昌硕毕生从事篆刻艺术， 也毕生研求篆书艺术。 为深入研究和熟悉篆法， 他经常向居住在北方的古文字学大师罗振玉请教，书札往来， 皆用篆字， 相互订正为乐。 他对人说：“篆法吾不如罗先生， 还得好好研习。”但是精篆法不等于精篆书， 篆法不错， 还得使它成为美得艺术才好。 吴昌硕不走“玉箸”小篆的圆整工巧一路，而是取法苍茫古劲的大篆， 钟鼎金文之外, 尤其肆力于《石鼓文》。他居住在苏州葑溪时，友人潘瘦羊赠以《石鼓文》精拓，“从兹刻画年复年， 心摹(慕?)手追力愈努，”“清光日日照临池，汲干古井磨黄武。”当然， 在这之前吴昌硕临写《石鼓文》已多年了。 中国书画首重笔墨， 吴昌硕的笔墨最得力处无疑是《石鼓文》。
吴昌硕的爱《石鼓》、学《石鼓》， 终于从《石鼓》中破飞而出， 带着《石鼓》的古韵新意卓然成为书画篆刻大家， 可称古今第一人。《石鼓文》又称“猎碣”，是刻在十个鼓状石上的一些诗篇， 与《诗经》所收相类， 字体为籀文， 亦称大篆， 是殷周古文到小篆的过渡形体。 它出于秦国故地， 书刻时间虽还难确定， 但总在秦代之前，被人称为“石刻之祖”。 《石鼓文》书法与两周金文一脉相承， 直接《墙盘》、 《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 而与《秦公簋》、《秦公钟》相近， 笔势圆融浑厚，结体方正端庄，风格朴茂自然， 坚实的笔力尽在含蓄蕴藉之中。 《石鼓文》自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 很快就受到了广泛注意， 大诗人韦应物， 韩愈都有题咏， 杜甫也曾涉笔及之， 摹写者不乏其人。入清以后， 篆隶书法中兴， 写《石鼓文》的人更多。 吴昌硕凌越前贤， 古人无可与之抗衡， 至今也无人能出其右。 他写《石鼓文》影响之大， 常使人临写《石鼓》不经意间便写成“吴派”《石鼓》。钱君匋先生说：“学习古人书法， 得形易， 得神难， 得其神化旧为新而不失古意则更难。”吴昌硕写《石鼓文》是到了“得其神化旧为新而不失古意”的境界的。 可这不是偶尔侥幸能得，他些《石鼓文》近70年， 自谓“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真是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吴昌硕临写《石鼓》， 50岁以前尚谨守古貌， 点画形体， 亦步亦趋，虽不无个人特色， 但尚补显著外露。 60岁前后起， 往往能遗貌取神。 70岁以后，率直坦荡， 是《石鼓》， 又是吴昌硕， “我”与《石鼓》化合为一。 吴昌硕从《石鼓》得沉雄圆劲力能扛鼎之笔， 而《《石鼓》亦因吴昌硕而蜕化更生， 残石遗文显示了不尽的艺术生命力。吴昌硕写《石鼓文》， 恰如钱君匋先生所评：“不求态而态美， 意境横生， 骨力郁勃， 飞腾沉着， 兴来法至， 品味既久， 起讫俱忘， 人书俱老， 而长者风神， 兀立面前，达于化境。”
《石鼓文》之外， 吴昌硕还从两周金文中取法师心， 他注意较多的是《散氏盘》。 《散氏盘》在传世金文中体势特别，更见恣肆欹侧。吴昌硕将这种特色移用到所写《石鼓文》中， 打破前人的一味循规蹈矩追求平衡， 加入欹侧之势， 使字势再不失庄重的同时并见生动和飞扬。 吴昌硕不仅把写《石鼓文》作临池日课，而且以临《石鼓文》为内容书为条幅、中堂， 如王觉斯之将《淳化阁帖》中的二王书札书为寻丈之幅一样， 实际上市一种创作。 他又常集《石鼓文》字为联， 那就更是其书法创作了。
吴昌硕也有些小篆作品， 但那只是字体上的分别， 笔法体势依然一如自写《石鼓文》之所得， 不蹈“玉箸”圆滑匀正不免呆板的窠臼。 窃以为这是对小篆书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开拓。
吴昌硕分隶出《裴岑纪功碑》、《三公山碑》、《太室石阙铭》， 他77岁时书“奉爵称寿、雅歌吹笙”一联，自题“笔参石阙”。这些本是汉隶中与篆书最接近的高古一派的作品， 吴昌硕学汉隶而作这种选择， 当非偶然。 最根本的是他把从《石鼓文》所得笔法体势掺入了分隶。 隶书形体多见方扁，吴昌硕偏以篆书固有的狭长体势出之， 气格便见高古。 篆隶基本笔法本是一致的， 吴昌硕以老到得篆书功力作分隶， 又有意避开汉隶中工巧纤细的一路， 自是淳厚朴茂，古意盎然不同流俗了。
真书一体， 吴昌硕师法钟繇， 手眼已高出只学唐人者。 看他所写的《元盖寓庐偶存》等诗册， 不斤斤于平正整齐，虽是小字， 宽博开朗， 形圆笔圆， 多见篆隶之意， 与颜鲁公有不谋而合处。 所作《蒲华墓志铭》， 已是行楷书， 瘦硬欹侧之间， 结字运笔颇多其行书的特色。 吴昌硕真书不多作，今日所见， 恐非写经生所能梦到。
吴昌硕最负盛名的是《石鼓文》书法， 但他的行草书实在是决不亚于其篆书的。 我个人甚至更偏爱他的小行草书。 1984年夏， 我曾接连5次去看一个规模很大的吴昌硕作品展， 最使我心魄为动流连不忍去的书法作品便是他写罢已弃之字纸篓，后为慧眼识宝的门人王个簃先生索得得《楼居诗》小行草横批， 那真是精彩纷呈神完气满的难得之作， 十多年后的今天想来， 依然让人心驰神往不已。 吴昌硕的行草书， 字形忽短忽长，笔势忽收忽放， 从钟元常处得笔短意长之致， 凑泊非缘局促， 而流转酣畅则借自王觉斯， 迅疾而不油滑，擒纵自如， 不失法度， 变化多端， 风行雨散， 所弥漫的一股淋漓元气和真气。其下笔有如锥入木三分之力， 尖处极备精微， 重处亦见灵动， 处处可留得笔住， 却又绝非故作迟涩。“奔放处不离法度， 精微处顾到气魄，”这是吴昌硕的论艺名言， 绝非徒作逻辑游戏的空论大话，而是他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切身经验和体会的结晶。 他的书法， 不是妍美一路， 然而并不以丑怪眩世人目， 老辣而不伤韵， 雄健浑成中时而露出一段俊逸流丽的韵致来， 恰如京剧名净裘盛戎的声腔艺术，不失一味粗豪， 黄钟大吕中仍有一种“媚”趣。 是行草书， 扑面而来的却是难得的篆籀气。 吴昌硕把篆籀之气融入了画， 更融入了各体书法。 圆劲苍古的线条韵律和朴陋古拙的金石意味是吴昌硕审美感受的主流，也是他艺术的灵魂所在。 “诗文书画有真意， 贵能深造求其通。” 这种孜孜以求深造， 又将其道一以贯之的艺术理想和追求便终于铸成了“吴派”艺术的特有风神， 众所倾心仰慕，巍然为开宗立派的大师宗匠。 如果写篆隶自归篆隶， 写行草又了不相涉， 则其艺犹尚未“通”啊!
吴昌硕《行书五言联》纸本 130×32cm×2 西泠印社藏。
释文：风波即大道 尘土有至情
吴昌硕是兼以几种相关艺术擅大名的大艺术家， 又以其苍润遒劲的风神贯通诸艺。 他是画坛的大师， 又是印坛的巨匠，他的书法， 布白用笔都有画笔和印艺的滋养。 但他不是简单地把画和印的做法搬进书法， 画还是画， 印还是印， 书还是书， 他是将画、印之“理”入书。 这是高层次的“通”, 是艺理之“通”。 如是在两种艺术间简单搬用具体作法手段， 则是想“通”而不知“通”， 亦未能“通”， 适见幼稚之外，徒遭“非驴非马”疵议。 吴昌硕求通而得大成功， 正是向世人展示了一条正道， 值得“深造”之功未深， 于理尚欠贯通， 却急于求“通”求“变”做“新意”的人一思。
陈石遗说：“书画家诗句少深造者， 缶庐出， 前无古人矣!”这话有点过头 但近代以来专以书画篆刻闻名的， 工诗如吴昌硕的也确是少见。到今天， 怕更难找到堪与匹敌的人了。 诗思诗情， 无疑是极大地滋养了吴昌硕的书、画、印艺术的。不止于此， 吴昌硕早年曾从俞曲园、杨岘山学习辞章和文字训诂， 向罗振玉请教篆法，又从学者和收藏夹潘伯寅、吴平斋、吴大澂等人那里得见大量古代彝器文物和名人书画， 非但与任伯年、张子祥、胡公寿、蒲作英、陆廉夫、施旭臣、诸贞壮、沈石友等缔交， 还与谭复堂、沈曾植、郑太夷等人诗词唱和。多方面的广泛交往， 也是多方面的吸收文艺营养， 不以一己之长轻人之短， 漠视其他领域的能人高手。 即就书法一端， 吴昌硕虽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和追求， 并具有强烈的个人面目，但对别样流派和风格的书法同样能充分理解并给以足够的尊重。见赵孟頫书， 他叹为“神采飞动， 令人爱不释手”;题董其昌《天马赋》有“香光妙笔写此赋， 如见骥足凌空行”，“一卷传世三百秋，爱玩真迹逾天球”之句;跋《包安吴书册》， 称“下笔崛强张一军， 淡墨横扫香氤氲”。这种丰富修养和博大胸怀， 更是吴昌硕艺术获大成功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