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书大观》上被刮去的御题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故宫在新绘画馆举办了“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展览，集中了七十二件多年未和观众见面的珍品。其中唐代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鱼》帖共十行，在“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末行的后面有八个被刮的字痕。许多参观的人都在当场议论纷纷，如果用漫画方式来表现，在他们头上一定是有一大串问号。现在展览尚未闭幕，我想，正有必要向观众说明一下。
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见《宣和画谱》、《大观录》、《墨缘汇观》诸书著录，并曾刻入《快雪堂法帖》，清乾隆间，进入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妙于取势，卓有余妍”八字，就是原迹上被去掉的八个字。
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见《墨缘汇观》著录，并刻入《快雪堂法帖》，清乾隆间进入内府后又刻入《三希堂法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淳澹婉美，玉润金生”八字，今天的真迹上，也只能看到残存的字痕。
以上二帖是和《王献之东山帖》、《欧阳询卜商读书帖》、《颜真卿湖州帖》、《柳公权蒙诏帖》、《人来得书帖》、《苏轼新岁展庆帖》、《黄庭坚惟清道人帖》、《米芾提刑殿院帖》、《吴琚寿父帖》、《赵孟頫道场何山诗帖》共合一册，旧题《法书大观》。此册不见《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是清史善后委员会漏点的。日本鬼子发动侵略战争，古物南迁之后，故宫继续在各宫殿提集原藏物品的工作时，在漱芳斋前沿木炕的炕板下，发现此册夹在几个破坐褥中间。炕板下本不是收贮物品的处所，何况是珍贵的古人法书册，怎能放在炕板下与地面相接触呢?很显然，这是溥仪未出宫前，太监准备盗走，一时又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暂且放在炕板下等待时机。当时的盗窃者对于清代御题和宝玺尚有顾及，所以把所有十二帖后的御题和宝玺全部去掉，从痕迹上看，很有可能就是用手指沾了唾液匆匆擦抹的。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准备影印出版此册《法书大观》，当时我在古物馆任编纂，为《法书大观》写一篇出版的前言当然是我的任务，每幅作品查著录，写小传，给一百多方宋元明清的收传印记写说明，这都很容易，惟有御题被去掉这一节不好写，马衡院长当时被易培基的冤案给吓住，他说：“虽然太监盗窃是事实，并且是溥仪未出宫以前的事，与博物院无关。但最好别沾上什么盗窃的字眼，你查查书，看有什么可以依据，为这刮去的字，能够言之成理”。我听了他的指示，就引用了一条《石渠随笔》，“御笔卷册，最爱用旧宋纸，有偶书不慊意，命艺匠刮去一层再写者。题旧画亦偶有刮去再写者，”我在这条引文下面接着写：“然则此册所题，亦缘书不慊意而刮去者欤?”马院长当时看了满意，也就这样出版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藉着给参观者讲明白真迹上的痕迹从何而来，顺便也更正一下五十年前我这掩盖真相的说明。
《听琴图》遭贬
在“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的展览中，每走到《宋徽宗听琴图》的前面，总能听到有人不约而同的赞叹，这幅画从北宋保存到现在八百多年还这么干净漂亮。趁现在展出之际，有必要把这件国宝的遭遇讲一下。1933年，故宫博物院院长被指控盗宝，实际上只是当时的派系斗争，本是一件冤案，经过调查不实。但原告不撤诉，要求继续调查，于是又提出一个办法，清查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没有假古物，如果有，那就是易培基以假换真盗走了。这个逻辑是以故宫没有假东西为前提，他们的理论是皇宫里如果有假东西就是欺君之罪，所以不会有假东西。可是实际皇宫里一样也有假古物。举例来说，清代自乾隆嘉庆以后，皇帝根本不欣赏古文物。外省督抚、关差、盐政等等遇有万寿节日，照例的贡品中，除当地特产外，在贡单上总得点缀几样文雅的贡品，于是市场上的假古人书画、假古铜器便很自然地进入皇宫，反正皇帝也不看这些东西。到了晚清西太后时代更是如此。这些假古人书画上面都挂着当时入库时，经手的首领太监们记载的黄纸条。法院调查时，因为是审理故宫博物院的案，所以博物院原有负责鉴别文物的专门委员不被信任，由法院另外聘请社会上的名画家黄宾虹到故宫执行鉴定任务，黄先生看上述大批假古字画，便另外装箱，由法院贴上封条，认为这都是易培基掉换过的。
到了1949年，这一批法院封存的东西已经冻结了十多年了，我觉得是到了该动一动的时候了。但我知道马院长是最谨慎的人，如果我请示他能不能开箱，他一定说先不要忙着开，我采取的策略是在聊天时，随便说了一句：“法院封存的箱，现在也可以打开了”，不用问话的方式，他也没有回答。我就作为可以开了。我把封存的箱都打开了，一箱一箱看过，都是有凭有据，故宫原存清代遗留下来的贡品中的那些假字画。但是从中发现了这一轴《听琴图》，还有一轴宋代马麟的《层叠冰绡图》，都被黄先生当作假东西封存了十多年。我拿了这两轴宋画给马院长看，果然他也没批评我擅自开箱的事。
这就是《听琴图》被贬十多年又重见天日的一段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