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展览分两期，第一阶段自12月10日起至明年1月24日，第二阶段自明年1月28日至3月13日)，展示了集创作、鉴藏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的成就。研究吴氏其人及其一生之鉴藏活动，有利于连接、夯实上世纪上半叶古书画流传聚散史实细节，理解、厘清百年间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演变脉络。
元代钱选《蹴鞠图卷》
二十世纪之中国，无论是传统文人的价值观，还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现状，皆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间，欧风东渐，古今交汇，诸般思潮应运而生，体现于古代书画鉴定领域，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画学研究，亦有融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之趋势，系现今美术史学科形成与独立之转捩。因此，总结、梳理其间得失利弊，其迫切性与意义之重要，在当下尤显突出。
可以说，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集创作、鉴藏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年，初名燕翼)之成就，不仅于其同辈中属佼佼者，其核心地位与巨大影响，更如王时敏(1592-1677年)于清初画坛之情形。研究吴氏其人及其一生之鉴藏活动，对于连接、夯实二十世纪上半叶古书画流传聚散史实细节，理解、厘清百年间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演变脉络，其特殊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以及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从吴湖帆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公私鉴藏、吴氏本人的鉴藏以及其鉴定方法与当今书画鉴定学科的关系等三方面试作梳理与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吴湖帆晚年的肖像
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之际的大规模文物聚散，是当今海内外各大公私收藏机构格局定型前的最后一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海上吴湖帆为代表的古书画鉴定家，恰逢其时地见证并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聚散整合，所达到的卓越鉴赏水平更与这个特殊时代密不可分。
纵观中国古书画鉴藏史，宫廷与民间，自十二世纪以来，始终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唐宋主要围绕宫廷展开，元代(1279-1368年)以降，随着文人画逐渐成为绘画的主流，引导了其后包括明、清两大收藏主体的产生：即皇家与士大夫。其中，明代(1368-1644年)主要围绕私家鉴藏，尤以江南一带士大夫为主，而宦官、宗室与富商的涌入，亦成为明代鉴藏的一个特色。明代中晚期的士大夫以及书画鉴藏家，则构成了整个明代的鉴藏主流与中坚，如吴湖帆旧藏赵雍《青影红心图》轴系文徵明、项元汴递藏珍品。
而明末清初至乾隆(1733年)以前的书画收藏，也延续了明代围绕士大夫、书画家与收藏家而展开的特点，尤于清初最为活跃，而书画商之鉴藏活动几乎亦与文人士大夫平分秋色。鼎革易祚后，江南藏品开始大量流向北方，呈收藏重心自南转北之势。此时崛起的一大批寓居京城的高官文人藏家，在文物北移并最终归入乾隆内廷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吴湖帆题己藏吴伟《铁笛图》卷所言“旧藏真定梁氏(梁清标)，旋入乾隆内府”等。相对而言，此期的民间鉴藏活动则有衰微迹象，然如北京琉璃厂等文物市场肇兴，并于乾隆时期趋于繁盛，大量古玩商聚集于此，为一些文人鉴藏家提供了收藏机会，如吴湖帆旧藏南宋《晚景图》轴曾为阮元(1764-1849年)于民间所获;宫中所藏，亦有部分为帝王赐予宗室成员、大臣，为之后的外流埋下了伏笔，比如吴湖帆旧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元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卷、鲜于枢《行书张文贞行状稿》卷(皆藏台北兰千山馆)，葛长庚《草书足轩铭》卷(故宫博物院)、清王原祁《仿梅道人山水图》轴(赐相国英和)及吴氏所题赵孟頫《行书二赞二诗》卷(故宫博物院藏)等，皆属乾隆至光绪间诸帝赐出者。对此，吴氏亦屡有指出，“乾隆时藏成邸(永瑆)诒晋斋，后归荣邸(绵忆)，再归定邸(载铨)。定邸为仁宗(嘉庆颙琰)少子，仁宗最爱之，分府时宫中旧藏所得独多”(题己藏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卷)，“光绪间，与孝钦皇后临本一幅同时赐吾乡潘文勤公(潘祖荫)”(题己藏传汤叔雅《梅花双鹊图》轴)等。
元代钱选《蹴鞠图卷》
这种相对较为集中的情形直至晚清宣告结束。道光廿年(1804年)以降，清廷腐败，战争频仍，宫廷藏品最后一次大量流入民间，甚至转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比如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宫廷和圆明园，尤其是火烧圆明园，将园中所藏历代古书画如宋人《爵士奕叶图》等二百余件焚毁或持向市场变卖。此间资讯，吴湖帆亦颇为关注，“清季光绪庚子(1900年)一役，定王笃信拳教，故联军入城，王不幸免，其第亦毁。圆明园一劫，所藏录出，此卷亦其一也。壬申(1932年)之春，(余)得于泗洲杨文清家”。而“顾虎头《女史箴图》卷绢本原迹，已于民初(1903年，应系清末)游荡英伦(大英博物馆)，无从再睹，幸存照相，略具梗概”;柳垞亦称，“《宫中图》为周文矩精心之作，数百年来藏之内府，为人盗出国外，现藏伦敦博物院。文物漂流，良可浩叹”。(题杜堇《宫中仕女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清末民初最大的宫廷书画流散有两次。首先是末代皇帝宣统溥仪(1906-1967年，1908-1911年在位)随意将藏品赏赐臣工，又监守自盗，大肆窃取宫中书画达一千二百余件。其中一部分为当时所谓的国兵偷去变卖，有的甚至惨遭损毁，大部分则主要于天津、北京等地兜售，为当时诸多画商、鉴藏家如张伯驹(1898-1982年)、完颜景贤(1876年赏给举人)、庞莱臣(1864-1949年)、张大千(1899-1983年)、惠均(1902-1979年)、钱镜塘(1907-1983年)、谭敬(1911-1991年)、张珩(1915-1963年)、王南屏(1924-1985年)等寻觅获购。这批珍贵的散佚古书画，吴湖帆本人及其友人亦屡有斩获，曾兴奋地记道，“张中《芙蓉鸳鸯》二画，皆清内府旧物，在甲子(1924年)出宫时至天津售出，余以古物及现金易得，约六千金。据金城管理人说仲圭等画之柜为廿七号，廿六号柜即狄平子葆贤所有，有王蒙《青卞隐居图》与钱选《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唐寅、仇英合作《云槎小景》卷(上海博物馆)等”，“(吴伟《铁笛图》卷)鼎革后流出，颜韵伯所得，辛未(1931年)夏归吾家”，“近收元吴仲圭《仿荆浩渔父图》卷子(吴莹之题本)，曾入清内府，鼎革后始流入人间”(见故宫博物院藏吴湖帆1931年《仿吴镇渔父图》扇自题)等。
需指出的是，自上海通商开埠成为江南商业文化中心后，大批鉴藏家云集沪上，形成了以张珩、庞莱臣、吴湖帆、蒋祖诒等为核心的藏家群体，其规模足与京城对峙，为当时书画聚散重镇，“近日佳书画颇聚沪滨，亦时局使然”(叶恭绰题米芾《多景楼诗》册)。吴湖帆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自苏居沪，凭借其非凡的书画创作成就及出众的鉴赏眼光，俨然成为沪上书画圈中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而大量流转沪渎之古书画，多经吴氏寓目赏鉴，其中包括上述诸内府旧藏，如友人张珩所藏刘贯道《消夏图》卷、张彦辅《棘竹幽禽图》轴(皆藏纳尔逊美术馆)，颜辉《钟馗出猎图》卷(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刘元《司马槱梦苏小小图》卷(辛辛那提博物馆)、鲜于枢《石鼓歌》卷(大都会博物馆)、元人《双钩竹图》轴(美国私人藏)等;张大千购入的董源《潇湘图》卷(故宫博物院)、《溪岸图》轴(大都会博物馆)，郭熙《幽谷图》轴、吴伟《武陵春色图》卷(故宫博物院)、杨文聪《四贤山水图》卷(私人藏)、张风《古木高士图》卷(香港虚白斋)等;弟子王季迁所获王蒙(传)《林麓幽居图》轴(私人藏)、王原祁《辋川图》卷(大都会博物馆)、王翚《仿巨然山水图》轴(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等;叶恭绰所购赵佶《祥龙石图》卷、王诜《蝶恋花词》卷(皆藏故宫博物院);蒋祖诒藏元人楼璹《耕织图》双卷(佛利尔美术馆)，倪瓒《江渚风林图》轴(大都会博物馆)，李珩《墨竹图》卷(故宫博物院)、唐寅《行书自书诗》卷(上海博物馆)及戴本孝《三绝图》卷等;周湘云的米芾《虹县诗》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米芾《行书向太后诗》页(故宫博物院)等;程听彝所藏夏圭《十二景图》卷(纳尔逊美术馆);林尔卿、徐邦达、王季迁递藏的张渥《九歌图褚奂书辞》卷，徐邦达的李升《山水图》卷(皆藏克里夫兰博物馆)等;王伯元的尤求《葛雅川隐居图》卷(大英博物馆)、王原祁《严滩春晓图》卷(波士顿美术馆)、刘期侃《指画花卉图》册(佛利尔美术馆藏)、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图》卷(比利时尤伦斯夫妇旧藏)等。其中诸多内府散佚瑰宝，后多经香港流向海外，成为现今欧美、日本等公私机构的重要馆藏。这部分书画有的并无吴氏题跋或钤印，然经其寓目之史实，皆确凿可据。
除上述流向海外的古书画外，吴氏更是关注江南一带尤其是沪上大藏家所藏。比如庞莱臣珍藏的董源《夏山图》卷、黄公望《快雪时晴图》卷(故宫博物院)、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轴(南京博物院)，唐寅《梦仙草堂图》卷、吴镇《渔父图》卷(以上二件皆藏佛利尔美术馆)，龚开《神骏图》卷(大阪市立美术馆)、钱选《浮玉山居图》卷、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赵孟頫《楷书张总管墓志铭》卷、倪瓒《梧竹秀石图》轴(皆藏故宫博物院)，石涛《黄砚旅诗意图》册(香港至乐楼)、王鉴《虞山十景图》册(苏州博物馆藏)等皆曾过目，对庞氏所藏，吴氏日记虽未一一详列，且庞氏所藏大都亦无吴氏本人题鉴，然据其日记仍可悉知，“余于庞氏画所见十之七八”。他如褚德彝、钱镜塘、冯超然、狄平子、孙伯渊、彭恭甫、姚虞琴、林尔卿、徐焕、潘承厚、刘海粟、魏停云、陈子彝、吴璧城等友人藏品，吴氏不仅如数家珍，且多有题鉴，比如：耿平子旧藏的王蒙《青卞隐居图》轴，怀民的元人《百尺梧桐图》卷，孙邦瑞的张远《潇湘八景图》卷、赵孟頫《急就章》册、唐寅《款鹤图》卷，林尔卿旧藏仇英《右军书扇图》轴，王伯元的龚贤《山水十二开图》册，钱镜塘的文鼎《红藕花庄图》轴，潘承厚的弘仁《平冈秋林图》卷，钱镜塘的祝允明《草书李白五言古诗》卷等。
另一次最大的文物离开紫禁城，则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民国政府(1912-1949年)为避兵火，将宫中所有重要文物自1933年分批南迁寄存上海，1936年又举迁南京故宫新建库房，至1948年，由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1887-1975年)下令将其中近六十万件文物运抵台湾，其中书画八千余件。需指出的是，对于这批当时国内最为重要的书画珍品，吴湖帆亦十分幸运地于1933年至1937年间得以数次观摩研究：1935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邀请赴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吴氏受当时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马衡之邀受聘为专门审查委员会委员，主要任务便是在沪审阅故宫所藏唐、五代、宋元明清书画，前后持续半载，最终选出一百七十五件参展品(可参见《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书画目录》);1937年，又两赴金陵故宫库房，为全美展审查展品。因此，可以说，现今分藏北京、台北的两岸故宫旧藏书画巨迹，大多有经吴氏饱览研究，诸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燕文贵《溪山楼观图》轴、卢鸿乙《嵩山草堂十志》卷、李公麟《免胄图》卷、李唐《江山小景图》卷、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吴镇《渔父图》轴、王蒙《谷口春耕图》轴、沈周《庐山高图》轴、唐寅《山路松声图》轴等，故宫博物院的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马麟《层叠冰绡图》轴、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仇英《蕉阴结夏图》轴等。其间，对于藏品真伪，吴氏皆作笔记，撰有《目击编》等，其中对所见两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当时已甚为明确，记道：“乾隆有数十题之多，实非真迹也”、“乃明人摹本，而御题反以为真，黑白颠倒，不胜可惜。”1937年再次审查之际，吴氏出于工作需要，秉持“公正”原则，力排众议，“量才使用”，果断舍“弟子”王季迁而荐“年少气勇，虽乏经验，当能实做”之“小友”——徐邦达为助理，检选期间所撰“审查稿”，徐氏曾借去“细阅”。可见吴湖帆于当时获观古书画之丰富以及其于鉴定界的核心地位。
清代恽寿平《花卉图册》中的一页(上)与吴湖帆题跋(下)
二
历史之发展起伏总有某种相似性，犹如清初王时敏，吴湖帆家族亦是集官宦、文艺于一身。良好之门第，使吴湖帆与王烟客一样，自幼得以进入当时的主流文化精英圈，从艺伊始即受正统文人画学思想之影响(如吴大澂、戴熙、顾麟士、陆恢等);优渥之家境，也为其提供了直面古人原迹的机会(吴大澂、潘祖荫、沈树镛、顾文彬所藏);而其与生俱来的末世贵族气质，如同烟客，亦始终贯穿与影响了其一生的鉴藏与创作之审美追求。这些他人无法企及的优势，成就了吴湖帆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画坛上的地位，影响几可与王时敏相媲。
与清初江南鉴藏与书画创作中心的王时敏“西园”相似，“梅景书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地位亦然。这里，不仅是当时古书画聚散鉴藏的重要场所、有着极为丰富的私家收藏，更是最为正统的文人画学之代表。可以说，传世所见于古书画上题跋鉴赏最多的近代鉴藏家，当属吴湖帆。据笔者不完全整理，即获六百余件。梳理以吴氏为代表的私家鉴藏活动，对于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书画鉴藏史无疑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梅景书屋之鉴藏历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湖帆父亲吴本善(1868-1921年，加三级赏戴花翎，诰授通奉大夫)参与创建的苏州草桥中学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苏州怡园主人顾麟士(1865-1930年)发起的“怡园画集”，系吴氏从艺生涯启蒙地。草桥中学所创办的“放社”(1910年)以举办各种艺术活动为宗旨，吴氏就读期间，接触并受师从陆恢的罗树敏、樊浩霖(1885-1962年)两位画家影响，于绘画之特殊兴趣由此崭露;而“怡园画集”则聚集了当时包括担任会长的祖父吴大澂、海派大家吴昌硕以及陆恢、王同愈、金心兰、倪田、郑文焯、费念慈等在内的江南艺坛宿耆，成员们月聚三次，“研讨六法，切磋艺事”，数十年后即民国七年(1917年)，作为吴湖帆生平的首次公开鉴定也发生在怡园，这次吴氏对王翚画作真伪的成功鉴定并果断以祖父《山水八帧》、《盂鼎》拓本易得之举，不仅赢得了前辈王同愈、陆恢等肯定，且其极高的悟性始为业内所认识。此事对湖帆一生影响深远，至晚年仍记忆犹新，为其业画之始。
资料表明，民国四年(1915年)暨吴湖帆与潘静淑(1892-1939年)喜结连理之年，系其大量购藏伊始。首先，吴潘夫妇分别将各自家传书画文物汇于梅景书屋，其中吴氏秘藏有祖父吴大澂家传的传金湜《双钩竹图》轴、沈周《吴中奇境图》卷(西泠2006秋拍315号)、文徵明《虎山桥图》卷(南京博物院)、王原祁《仿倪瓒山水图》轴(上海博物馆)、王鉴《仿范宽关山秋霁图》轴及金俊明《群芳合璧图》册等;传自外祖沈树镛(1832-1873年)宋拓《梁萧敷敬妃墓志铭合册》孤本等。潘夫人所珍则主要来自乃祖潘祖荫，家传中既有唐佚名《楷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卅二》、葛长庚《草书足轩铭》卷(故宫博物院)、汤叔雅《梅花双鹊图》轴(私人藏)等法书名画，又有《梅花喜神谱》、虞世南《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明拓《曹全碑》等名帖宋刻。吴潘合璧，可谓强强联合。
与此同时，夫妇二人志同道合，购藏热情与日俱增，规模亦趋庞大。有迹象表明，吴潘较早的购藏活动为婚后不久：民国七年(1918年)暨上析“怡园”鉴定交易后两月，吴湖帆又获购董其昌《戏鸿堂摹古法帖》十卷(现私人藏);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迁居沪上后，夫妇更是利用海上藏家云集、古玩市场繁荣之便，广开求购之门，十余年间所收极多，孤本名拓有：怀素草书《千字文》(故宫藏)、《常丑奴墓志铭》、《隋美人董氏墓志》、元拓《史晨碑》、明拓《郑固碑》、明拓《礼器碑》、旧拓《张寿碑》、未剔本《魏始平公造像记》、《许真人井铭》，颜真卿《多宝塔》、《中兴颂》、《李玄靖碑》等;法书有唐人《写经敦煌卷子》、《妙法莲华经》、《法华经》，黄庭坚《酴醾诗》、赵佶《千字文》卷、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赵构《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鲜于枢《行书张文贞行状稿》卷、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卷等;古画如管道昇《墨竹图》卷、董其昌《与吴伟业书画合璧》卷，以及吴镇《渔父图》卷、吴伟《铁笛图》卷、陆治《元夜宴集图》卷、王穉登《行书南还诗附马守真水仙图》卷等，规模可观。
上述情形至1937年抗争爆发后有所改变。乱世之际，南北阻隔，尤其江浙迭遭兵乱，吴氏家族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冲击，“画兴索然，不独无意搜购，且为米盐所需而典质不少”(吴湖帆)。非常之际，吴氏家藏董其昌《昇山图》卷(南京博物院)、王时敏《为奉山图》轴(上海博物馆)、王原祁《仿大痴设色图》轴(藏处不详)等陆续出售变卖甚夥，“专为度岁之资”、“备端节度资”，或作“避难经费”、“易米之需”，无奈之情时常溢于言表，“平生心爱之品出门，几如李后主挥泪别官人，意殊不舍，情实难堪”。此番情形至1938年夏季始有好转：自后若老莲《六逸》卷(藏处不详)，董题奉常画《春山云影图》，石谷《仿巨然夏山烟雨、关仝溪山晴霭》双卷(以上三件皆现藏上海博物馆)，至精神品，及黄子久《富春山》残卷(浙江省博物馆)，赵松雪《江岸秋林》二图、仲穆《江深》《草阁》合卷，钱舜举《蹴踘图》卷，子久《夏山图》轴、南唐解处中《六色牡丹图》(以上二件藏处不详)，皆洞心骸目之品，相继归来，于是兵乱之懊乃释。
据现有资料，梅景书屋之大规模收购活动持续至解放前基本结束：如唐棣《雪港捕鱼图》轴(1939年)、李流芳《山水图》册(1940年)、王翚《太华仙观图》卷(1942年;藏处不详)、王原祁《仿梅道人山水图》轴(1943年)、华喦《婴戏图》册(1944年)、姜实节《山水并书诗册》(1945年)、董其昌《行书苏轼重九词》轴(1946年)、恽寿平《古木寒烟图》轴(1947年;上海博物馆藏)、唐寅《春山结侣图》轴(1948年)、宋人《樱桃黄鹂图》页(1949年)等。解放后，吴氏虽偶有收购，如1950年购入文徵明的《秋声赋图》卷，然已大不如前，鉴藏活动主要围绕家中旧藏或友人藏品居多，如为钱镜塘题清程嘉燧《山水图》轴(1950年;上海博物馆)、为怀民题元人《百尺梧桐图》卷(1952年)、为孙邦瑞题张远《潇湘八景图》卷(1955年)、为钱镜塘题陈粲《花茂春松图轴》(1958年;上海博物馆)、为容庚题王铎《草书诗》卷(1959年;西泠2007年秋拍第412号)等。1960年代至其逝世，所见湖帆题鉴古画极少，当系时势变化使然。
北宋郭熙“幽谷图轴”
(二)梅景书屋之购藏方式
与一掷万金的富豪张珩、大资本家庞莱臣等藏家相比，梅景书屋之购藏经费则拮据得多。吴氏虽饶有家财，但主要依赖出租苏州房产、田亩等固定资产收入，斥资数百、数千尚能承受，一旦索价万元，往往只能“浩叹而已”。作为颇具传统士大夫色彩的文人藏家吴湖帆，能成功得以持续购藏并终成沪上重要藏家之一，除以金钱直接购买外，所采用其他丰富多样的方式，无疑也体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书画交易之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概而言之，不外乎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1.以物换画
吴潘夫妇皆出身大族，祖传文物数量众多、门类广泛，碑帖、善本、青铜器、瓷器、古印、玉器、古琴等无所不有。出于对古书画之偏爱，他们往往以金银首饰、家藏古物等为资本，或变卖蓄资，或直接进行交易。比如唐寅《骑驴思归图》轴为吴氏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毛钞《盘洲乐章集》一册”及“宋椠河上本《道德经》易于密韵楼(蒋祖诒)”，又以“家藏第一宋均窑洗与定窑盌、汝窑、官窑三碟凡五宋瓷易得”王时敏《仿古山水图》册;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十四日，静淑以“千金紫貂”易得元代《诸家题咏倪瓒耕云轩咏》卷入藏梅景书屋;1949年，曾“典书(善本)相易”获藏宋人《樱桃黄鹂图》页;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更是以“彼此皆至宝也”的“周四足宝敦”换得元钱选《蹴踘图》卷与元人《山水三段》卷两件，而吴氏生平最为得意的黄公望《剩山图》卷，亦系用家藏重器——“商王之母黎尊”易得，称“连城之璧，不是过也”。
2.以画养画
除上述门类文物外，采取“以画养画”是梅景书屋得以购藏的另一主要方式。比如，吴湖帆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廿七日将郑思肖《兰花图》卷(现藏耶鲁大学博物馆)售于庞莱臣获五千七百元，翌日，即花费一千七百元从孙伯渊处购入恽寿平《为陶诞仙补照图》卷，五年后，为报答孙邦瑞所赠、被吴氏视为“梅景书屋明画之冠”的沈周《西山纪游图》卷，遂以前购恽卷回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吴氏以何绍基书《衡方碑》从陈季鸿手中换得奚冈《仿米云山图》轴;二十一年(1932年)用“天下第一恽寿平”——《茂林石壁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从蒋祖诒手中换得董其昌精品;而沈周等《四家集锦图》册中文徵明《有竹图》一页，同样为吴氏持沈周《峦容川色图》(刘靖基旧藏)、陈淳《洛阳春色图》两卷与他人互换而得。在循环周转中，时有同一作品几度失而复得之情况，比如吴氏旧藏文徵明《虎山桥图》卷(现藏南京博物院)颇为典型。此巨迹属吴大澂祖传，1927年为湖帆与人换画归他姓，1938年又用张雨《书条》换回，诚如吴氏自叹，“昔日以易画而出，今复以易书而入”。除古书画外，湖帆偶有以己画作交易，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曾将“自画三尺山水一幅”换归文徵明为华云绘《玉兰图》轴;若购金不够，则以古画补足，如吴氏曾从吴宾臣处购得王翚晚年精品一件，即以“三百元现币及百番所值之旧画易之，亦大为欣快”。
3.馈赠
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友间互通有无性质的馈赠颇为流行，体现了当时的文人雅玩风尚，梅景书屋亦不例外。例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张大千以湖帆先高祖旧藏傅山《书册》相赠，吴氏遂将“假作张大千三字之省文”的一枚秦鈢“囗”送之，诚谓投桃报李，皆毋论其值，各得其所矣;而吴氏旧珍元人《山水三段图》卷所附管道昇《双钩竹》，则来自友人钱镜塘之馈遗，“双凤之箫，连环之璧”，钱氏成人之美，吴则如愿以偿耳;再如王榖祥《群英图》卷(上海博物馆)自1938至1941年的四年中，曾三度辗转互赠于吴湖帆及其弟子徐邦达两人之间，是师徒深厚交谊的实证。
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绘《绿萼梅》
(三)梅景书屋之购藏渠道
梅景书屋是当时书画流通交易的重要场所之一，体现了彼时文物市场的民间性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画商藏家携物出入、赏鉴交易，系吴氏购藏之主要渠道。比如，汲古阁主人画商曹友卿即为吴家往来常客，吴氏所珍中的元代张中《芙蓉鸳鸯图》轴、王时敏《仿大痴为文翁七十寿图》轴(藏处不详)系由曹氏携至梅景书屋，吴氏分别以八百元、九百元购得。二人关系极洽，吴氏变卖己藏由其经手甚多，如曹氏曾携重器——黄公望《剩山图》卷至吴家，所需费资，吴当即托其从中斡旋，将家藏“商王母黎方尊”及“周四足敦”二器物色上家出售以抵购画款项。他如吴璧城、吴宾臣等“书估”亦然，且对湖帆本人之鉴藏品味皆能心照不宣。
梅景书屋之外，其购藏途径亦有如下诸种：一是赴藏家居所观摩选购。比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29日，吴湖帆赴王文心家观画，以二千六百余元购得钱穀《溪山深秀图》卷、仇英《竹梧消夏图》轴(武汉文物商店旧藏)等绘画八件，并以六百元替彭恭甫代购王时敏《仿大痴小幅》一件;二是赴沪上集宝斋、晋宜斋、九华堂、汲古阁、荣宝斋、中国通艺馆等各大古玩交易机构。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湖帆曾至集宝斋购得包世臣《草书七言联》(西泠印社2012秋拍2205号)一幅;三是参加沪上各式书画展览会。例如方薰《仿大痴山水图》轴，即为吴氏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月24日于“湖社书画展览会”现场获购(见《吴湖帆文稿》页41)。其他交易场所另有“四美堂画展”、“石湖草堂展览会”(1938年)、“文渊斋展览会”(1933年)、“汪亚尘画展”(1939年)、“庸斋书画会”(1938年)等。
此外，梅景书屋主人亦十分留意南京、北京等重要文物集散大城市的收购活动。比如王鉴《仿范宽关山秋霁图》轴及恽寿平、王翚《山水合》卷(上海博物馆)两件精品，为吴氏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赴南京审查故宫书画闲暇之余从民间寻觅获购。至于北京地区，通常委托往来京沪两地的“北平估商”如梁孟谦等办理，或乘友赴京之便，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名作——倪瓒《林亭远岫图》轴，系吴氏曾托挚友祖芝田于京城竭力物色代购而未果者。
宋代《梅花喜神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