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寿(1906—1994)，字介眉、戒微，福建省霞浦县人。她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认识，游寿能独入化境，以充满“金石气”与“书卷气”的艺术风格而“堪称上世纪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沈鹏语)，并且“应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人物”(周俊杰语)。
一、游寿书法艺术的流派渊源
梳理20世纪书坛流派，不难发现存在着一个书法主张一以贯之、风格大同小异、师承脉系清晰的书法流派——“金石书派”。“金石书派”已大致历经四代：它由李瑞清点燃薪火，后由门人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李健等人接炬再传，再由胡小石的学生侯镜昶、游寿、吴白匋等人承传，以至在当代中青年书人中薪火依燃。(见傅爱国《试论薪火百年的“金石书派”》)由此可见，游寿是“金石书派”第三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金石书派”的开山鼻祖李瑞清于书法诸体皆善，是个多面手，对于篆隶六朝文字无所不精，于“二王”“宋四家”行草书也潜心相求。为了寻求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他坚定地走着一条书秉金石、融碑化帖之路，以独特的用笔，融诸体于一身，终成“金石书风”，从而成为独辟蹊径、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
胡小石青年时代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生物学，并拜当时的校长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毕业后，他仍潜心书学，勤学不辍。辛亥革命后，他被李瑞清召请到上海任家教，从此与其师朝夕相处多年，深得金石书风薪传。他于篆、隶、真、行、草诸体走的是一条与其师相近的路，但均能参合本家之法而拓发，尤以行草书见长。
游寿从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到1936年金陵大学国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期间，追随胡小石学习古文字、周金文献及书法。至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十余年间，游寿一直不辍于对李瑞清、胡小石金石书风的系统研习和传播，并极大地表现出职业女性对于事业矢志不渝的专一性，从而成为“金石书派”第三代的重要继承人。
80岁以后，游寿书法人书俱老，自成面目。正如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鹏应邀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的：“今天有不少女书家不避艰辛，在孜孜不倦地笔耕墨耘。江南的萧娴与北国的游寿分别出自康有为、胡小石门下。萧娴与游寿历经坎坷，如今年届八旬以上，都宗法北碑，大气磅礴，‘人书俱老’，当之无愧。”从此，20世纪书坛“南萧北游”的美誉不胫而走。
游寿节临《董美人墓志》
二、游寿书法创作成就及其风格特点
游寿家的高祖游光绎为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林则徐为其得意高足)，曾祖游大琛为清代道光年间进士，父亲游学诚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皆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游寿毕生从事考古、文史、书法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继承并发展了李瑞清、胡小石的书法创作方法，熔篆、隶、楷、行诸体于一炉，下笔刚柔相济、挺拔豪迈，有“秦风汉骨”之称，并自成风范。
1.篆书
游寿读大学时就开始临习篆书。大学期间，她随胡小石主攻先秦文献，研究小篆。胡小石篆书得李瑞清指授。李瑞清主张“学书必须习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并认为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须“求篆于金”(见栾继生《论游寿的学术研究与书法艺术》)。游寿篆书亦遵此路径，向钟鼎铭文探究篆法。
游寿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通晓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青年时代的她遍临甲骨、三代金文、两汉碑碣及北魏造像、摩崖。1945年在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金石部主任期间，她整理编辑了五千六百多件金石拓片，并著有《汉魏隋唐金石文献论丛》《隋唐东邦史料考辑》《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唐代墓志书体》等。同时，她还曾亲手勾摹《甲骨文前后编》，体悟其醇古意趣。胡小石欣然为之作序。
游寿的篆书正是基于对古文字的深入研究，因此能溯源明流。其早年笔记中所临金文虽属初学，然用笔圆融，气格不凡。其晚年临摹金文颇多，偶临甲骨。游寿喜用硬毫浓墨，线条涩劲。对所临作品的笔法方圆和形体流变，其每于题款中加以点评，并常以殷契、大篆书写集句、对联。除少数单字作品外，她一般不作小篆，以其过于整齐一律，缺乏生动自然之气也。
2.隶书
游寿作隶书亦始于师从胡小石之后。胡小石把写好隶书的秘诀告诉游寿：“汉碑以《礼器碑》最有筋骨，碑阴尤佳。学好《礼器碑》，再学其他汉隶，无不如意。”《礼器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历代金石家对该碑评价甚高。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评云：“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又：“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
从此，游寿醉心于《礼器碑》，取其清劲秀雅，化出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礼器碑》的风貌影响了游寿一生的书法艺术创作，是形成其书法艺术特色的主基调。李瑞清主张“求篆于金，求隶于石”。胡小石以《张迁碑》为基础，参以汉简，得凝重开张之势。游寿则以《礼器碑》为根底，辅以《曹全碑》《华山碑》，取挺拔俊美之势，形成了不同于李瑞清、胡小石的隶书艺术风格。
有学者认为，游寿的隶书现在可以见到的大多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作品。总体上来看，其六七十年代的作品，笔画波折较大，锋颖铦锐，“燕尾”尤夸张，特显飞扬之姿，结体则平正端庄;从80年代初开始，波势渐趋收敛，并时常渗入魏碑笔法和结体方式，隶、楷日益融合，形成一种亦隶亦楷的独特面貌(见栾继生《论游寿的学术研究与书法艺术》)。
3.楷书
游寿楷书学习始于1920年就读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之时。据她在《随感录》一文中回忆：“由于清末福州出了几位有名科第人物，他们都妙于真楷，而我所读的是师范，尤着重楷书。女生宿舍，清早研墨、背古文，然后写一张寸楷，吃早饭上课。”游寿的楷书由颜真卿《麻姑仙坛》入手，日书百字为必修 课，在师范五年中临池不辍，到毕业时其颜字已形神俱备。
1928年，游寿入大学后见胡小石书，心向往之，楷书学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胡小石楷书遍临钟、王及隋以前南北碑志。他告诉游寿：“魏碑以《张猛龙碑》最佳，其碑阴题名，隶情草意，实兼而有之。”此碑是北朝碑刻中最有代表性的碑刻，自古以来为书家所推崇。清代杨守敬评：“《张猛龙碑》整练方折，碑阴则流宕奇特。”其结体跌宕起伏，妙不可言，在魏石中应首屈一指。
于是，游寿舍弃颜体，改学《张猛龙》《张黑女》《郑文公》，后又对钟繇《力命》《还示》及隋人《董美人墓志》等反复临摹，至老仍勤。游寿楷书，大字综合《张猛龙》之峭拔与《郑文公》之圆融，气势恢宏儒雅。
游寿对小楷情有独钟，深信“不善作小楷者，不能为书家”的古训。她30岁以前小楷书已十分精致醇美;40岁时自书《伐绿萼梅赋》，爽利俊秀; 70岁后熔隶、楷于一炉，下笔自成面目;80岁之前小楷书随心所欲，天真烂漫，进入出神入化之境矣;80岁之后，手眼疾患日深，故大字较多。
游寿对学习书法特别强调应先写好楷书：“还有一种通病，我自己也有过，正书写不好，于是乱写草隶，左右踢跤，故作态吓人。或是未学正书，而炫耀于‘笔飞墨舞’，乱作狂草。这都是学书当知的戒律。”(《随感录》)
4.行书
游寿行书学习亦当始于读大学期间。她最看重行书的疏放气势，平生推崇苏轼、黄庭坚、米芾。此三人可以说是宋代书法的三座高峰，宋代书法到了他们这个时期才算到了真正的高潮。苏轼的书法风格，可用他评吴道子画时所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而黄庭坚评米芾行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
游寿认为这三家均善于创新，称许米书为宋代第一，特别看重米书的疏放气势，认为米芾的书法放达而有法度。在其目前遗留下来的作品中不乏临摹米芾的作品。同时，游寿尤喜黄庭坚行书之开张大气，从中汲取颇多。其晚年临黄庭坚书，题记“幼年好之”，可知她学黄庭坚行书由来之久。
游寿上世纪30年代的笔记，行书小字温润流丽。其后，随着篆、隶和北碑功底日益加深，其行书自然浸润于金石气质之中。游寿对自己的行草书颇为自谦。1976年71岁诞辰时，游寿曾书陆游诗，跋曰：“余不善书行草，今老矣，甚以为恨。”1989年，游寿临篆隶楷行书四屏条，在行书条跋曰：“写草不佳。”其实，此正是她的行书特色所在——老辣生涩，自然天成，不同凡响，颇耐寻味。
游寿跋《宣示表》
三、游寿书法艺术的成因
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艺术，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游寿在书法艺术的学习、创作、教学过程中，不断深入传统文化，从我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汲取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个性品格、学识修养，充分运用自然、社会条件所提供的有利因素，进行书法艺术的提炼，又在社会变革中主动接受时代精神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的渗透。这些都是其书法艺术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
1.注重汲取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书法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古往今来，凡在书法艺术上卓然成家者，无不是饱学之士。这从游寿的成长经历亦可略见一斑。她的父亲游学诚是一位经历坎坷、思想开明的教育家，不仅支持辛亥革命，而且提倡女权，反对妇女缠足，并在霞浦县首创女子高等小学。父亲的影响成为后来游寿只身外出求学、思想倾向革命、学术成就突出的一个基础。
游寿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恰好前清孝廉邓仪中(邓拓之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邓仪中文章、书法俱佳，尤其喜欢游寿的文章、诗词。游寿也在此时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在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时，该系云集了一批当时国内古典文学大师，如词曲大家吴梅，还有汪旭初、汪因坦、胡小石等人。这让游寿如沐春风，眼界大开。特别是遇到恩师胡小石，此后游寿就一直追随胡小石学习古文字、周金文献、考古、先秦文学、诗词及书法，使其传统文化根基更加扎实。
1932年，大学毕业后，游寿执教于厦门集美师范，与冰心共同创办诗社、《灯塔》月刊。冰心在《一个女兵的自传》的《海滨故人》一章中称游寿为诗人，并描述了她们之间的彻夜倾谈。1933年游寿先后在济南女子师范、南京汇文女中任教。1936年，其从金陵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37年至1939年，游寿在江西临川，与雷洁琼组织女子抗日后援会。1940年起，游寿先后任职于福建省立一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川白沙)、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1947年起，她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改名南京大学)副教授。1951年始，其先后任山东财经学院图书馆、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1957年，游寿支边黑龙江，任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后转历史系任教授。
由于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涵养，游寿不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能以学者的眼光，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书法创作，在厚实的文化底蕴基础上开展书法教育工作。她指出，书法作品是书家精神面貌的体现，书家必须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因此，游寿最为注重的就是学生传统文化水平的提高，并将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其书法教学过程中。
游寿在《随感录》中说：“书法作为艺术，体现文化情韵，就要讲究艺术修养。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于书法，亦是此理。……‘退笔成冢，何如读书万卷’，说明‘写字’不只是写字，而且要加强文化学习。”又说：“写字要有韵味，朴拙有朴拙之韵，流美有流美之韵。这就要有字外的修养功夫。”她特别批评所谓的“买卖字”：“亦有一些‘司墨’者，写一辈子字，写得也端端正正，却似‘死在纸上’。旧社会账房先生，成天写字，可是没有见出过几个书法家。他们这种字，人们管它叫‘买卖字’。”
2.注重提升人格修养
黄庭坚在《论书》中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指出：“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游寿的书法就是她的学问、修养、为人的综合反映。砚边几十载，游寿的书法作品充溢着书法艺术的“力度之美、人格之美、生命之美”。线条形式的审美并不构成书法艺术的全部，附着于形式之上的人格精神与生命形式才是其精髓。“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前者是技巧的锤炼，后者是精神的升华。只有养得一团冰雪精神，才能在作品中呈现感人的意境，并通过阴阳互补、强弱对比、浓淡变化、疏密相映的氤氲气韵体现出来。游寿的书法便在筋骨、血肉中，体现出一种容纳她的品格修为的精神气象。
游寿的书法教学特别强调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她评书法最看重的是神韵与趣味，最不能忍耐的就是俗气。1984年，游寿编《历代书法选》，对所选作品均加简要点评。从这些评语中，可看出她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如在文天祥作品下点评：“虽不是名书家，而雅正有度。正如他名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在钱南园作品下点评：“学颜之最佳者，雄劲，人品、文章均冠一时。”
游寿不仅重言传，更重身教。凡有学生请教，她必耐心讲解，可谓诲人不倦。她祖籍闽东，一生乡音无改。有时学生听不懂她的方言，她就边说边写，不厌其烦。其场景令人感动，使学生如坐春风和气中，受到人格气质的陶冶。
游寿还大力倡导踏实学习，反对浮躁炒作，严厉批评那些动辄以“书法家”相标榜，把书法当成“奇货”吹捧、招摇的做法，并告诫人们“千万不能教十二三岁小孩写草书，而又乱吹捧什么‘小书法家’”，“实是有失体统”(《随感录》)。
游寿书法艺术成就斐然，晚年为知名学者、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依然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平易近人。她生活简朴，居室四壁书籍，一床一桌，一黑白电视即是现代化用品了。每当求书者盈门，游寿均热情接待，欣然应允，且分文不取。当得知有人把她的墨宝用于牟利，甚至制作赝品以图财时，她只是泰然一笑了之。
3.注重锤炼艺术实践
实践是艺术的来源，也是检验艺术水平的唯一标尺。艺术实践是艺术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专业思想、锻炼能力、提升素质的最好平台。游寿在书法艺术创作、研究、教学过程中始终注重对艺术实践的锤炼。
首先，强调取法乎上。游寿在《历代法书选辑》后记中指出：“写字是艺术，艺术应当讲求真美精善，所以要求青年写好字，必定先为青年具备临摹的善书范本，提高他欣赏朴素而美善的书法水平，使不沾染于翻刻失真庸劣的简帖习气。”因为一旦染上陋习，往往先入为主，眼界不高，字就会流为俗不可耐的“买卖字”，其境界连“馆阁体”都不如了。
游寿认为，可供初学的上乘法书包括钟、王、隋代楷书和初唐诸名家楷书等。学生眼中、手上有了上乘法书基础，以后再写篆、隶、行、草，随着年龄、阅历、技能的增加，书法才能可观。她曾两次为学生编写《历代书法选》作为教材，一则展现书法发展源流，二则提供可资临摹的范本。可见，游寿对学生基本功的要求，就是既合乎法度，又不使流于刻板。
其次，强调手眼并重。在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家，他们的书法理论和鉴赏水平都很高，但由于少于临池，而不能心手相应，眼中有神而腕下有“鬼”。游寿曾说“学书人要手、眼并重”，而且书法的“‘法’是在熟练中不断形成、提高的。前人对你口传心授，自己亲自去实践，在实践中熟练，在熟练中提高。如果只有口头传授而不去实践、领会，也无从提高，所以说书法是‘在实践中提高’的。”
比如，在书法练习中，游寿特别重视执笔方法，主张执笔要用力拿紧，悬腕临摹，这样才能确保中锋运笔，把力气贯注到笔尖，写出来的线条才会劲健。游寿自述，初学务求线条劲健，自己学汉隶之所以由《礼器碑》发笔，就是因为其规矩、有劲。
最后，强调继承传统。游寿重视创新。但作为基础阶段的书法教育，她更强调继承的重要性，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她在《随感录》中说：“什么是个性呢?前人评：‘钟书如鸿戏天衢，王书如虎卧凤阁。’王书出于钟繇，而各有个性。当然历代名家书法，都有个性。倘没有个性，就不成家了。”她同时指出，只有在多写、多看，吸收前人精华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的韵貌，不是旦夕咄嗟可望成就。“不精于临摹，而言翻出新样，是不可能的。”她结合自己一生的学书经验总结道，“由于自己学习专业，便注意书法，经过多次改定。情性所好，初学颜书，后写汉隶，好看峥嵘之笔。有家学的底子，后来受师友熏陶，略有所悟。中年以后，涉世稍广。由于多病，学书一是养病，二是养性。摒去万虑，集中精神，悬臂运腕，全部精神凝聚于五个指端，紧握笔管。这就我写字的过程，没有什么鸿宝、秘诀等欺世宏论。”
游寿《曶鼎铭文节释》
包世臣《艺舟双楫》说：“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何绍基有诗句云：“从来书画贵士气，经史内蕴外乃滋。”杨守敬论学书“二要”云：“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学书迩言》)
游寿书法是学者书、文人书，秀而不媚，朴而不拙。其韵致源自深厚的素养，正是其内心气度的表现。游寿书法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她完成了李瑞清、胡小石对书法表现方法的探索与提炼，将有意顿挫升华为在自然挥写中表现金石神髓，出古碑于新意，丰富并拓展了“金石书派”的风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