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侯马盟书在山西侯马晋城遗址的牛村、台神、平望古城出土，考古界为之轰动，后来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足见这批古代文字遗存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此前，考古发掘亦有盟书发现。特别是1942年在河南沁阳一带出土的盟书，其体制与所载内容都与侯马盟书有一定关系。而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在河南温县武德镇出土的同为晋国文字遗存的温县盟书，更是与侯马盟书一脉相承。然而就数量之多、文字内容之丰富及史料价值之高而言，侯马盟书则远在其他盟书之上。侯马出土的石简、玉玦、玉片达五千余件，其中形体完整、上面文字章句未损而字迹清晰者亦有六百余件，章句的字数最多者达222字，最少的也有51字。单字字径大者约2.2厘米，小者仅0.2厘米。侯马盟书研究专家张颔说：“侯马盟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历史着眼，它无疑也是一批宝贵的资料。”“盟书”史称“载书”，郭沫若根据史传定其名称为“盟书”，考古学中以此为定名而沿用。关于侯马盟书的主盟者与订盟时间，郭沫若说：“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盟书，订于公元前386年，距今2352年。”
张颔以其亲自参与考古挖掘、整理、考证工作的经历，又参以大量的史料，作出了慎重、严谨的判断：“盟书中的主盟人赵孟，就是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之一、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又：“侯马盟书所记载的盟誓，主要为公元前496年‘知伯从赵孟盟’以后，赵鞅为了巩固自己宗族内部而进行的一系列‘宗盟’。……盟书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正当晋定公午在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497年(晋定公十五年)到公元前489年(晋定公二十三年)。”张颔所作的考证，除了盟书文本之外，还联系了时代背景及相关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在诅咒类文字中发现了诅咒对象“中行寅”的名字，这就使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有了内在联系，从而使其论证与判断更具说服力。
侯马盟书的发现，不但对考古学界、史学界影响巨大，对书法界来说也有很大影响。这是因为侯马盟书中的篆字及其书法艺术不但展示了一种大篆的面貌与审美类型，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我们目睹大量的两千四百年前的古人墨迹，从中窥见古人是怎样用毛笔写大篆、大篆的日常书写所使用的笔法是怎样不同于刻铸的吉金乐石文字。这无疑是一个书法“揭秘”的发现。当年郑孝胥在《题庄繁诗书陶诗序》中说道：“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
汉简墨迹的发现，使人得以窥探隶变与隶书、章草、楷书的原生态，从中得知书法技巧的生发过程。而侯马盟书的发现，更使人得以上溯数百年，一窥大篆在当时使用过程中的书写实物，尽得其中奥妙，何止于“书法之秘尽泄”，几可颠覆后人对篆书的传统认识，如所谓“笔笔中锋”“藏头护尾”云云。尤其是那解散篆法，将篆书的仿形、篆引等初始笔法转变为自然书写状态，将篆书的线条化为抽象的、具有某种约定俗成规范的类形态，对书法的艺术化及书家的抒情达意、赋予书法以墨韵笔情开一法门。本文试对侯马盟书的审美取向及其技法意义作一简析，抛砖引玉，以待高明。
一、侯马盟书的审美取向
书法艺术的审美自觉当然是秦汉以后的现象了，但汉字与生俱来的文化涵蕴与审美品格使得它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便与艺术及审美同行，加之文字使用与书写者的贵族身份，自觉或不自觉的雅化观念便注入其中，在由滥觞而弱水而九派最终成为瀚海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终于成为美的自觉文化载体。但不同时期的审美取向是不同的。彼时的政治氛围、经济状况、思想观念、文化环境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侯马盟书为春秋晚期通行的晋国书法典型，其风格与当时的晋国乃至秦、楚诸国的青铜铭文、印章文字应该有着相似、相近、相通之处。张颔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中说：“其文字风格与铜器栾书缶、晋公
有相仿佛处，其笔法与战国楚帛书、信阳简书亦有相似之处，但略浑厚。”
张颔所言及的栾书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早些年我曾撰《栾书缶的故事》一文，认为栾书缶铸于晋厉公二年(前579年)，正当春秋中期。有文章认为，从器形及错金铭文分析，该器应为战国时期楚国的祭奠用缶而非晋器，不过支持以上说法者尚不多。即便栾书缶为楚器，但晋、楚作为春秋时临近的两个大国，在风俗、器物乃至文字上都有很多相通之处。以书法遗存较之战国早期的信阳楚简、战国中期的仰天湖楚简等，则会发现栾书缶与晋国文字及侯马盟书上的书法墨迹固然有地区差异，然文字的内在规律与书写时的技术规定性则给予了它们更多的共性。
从书法角度看，侯马盟书中的墨迹有着晋国书风一统下的解散笔法和追求自由书写的倾向。当然，盟书非一人所写，具体风格容有个人差异;但在具体规则与书写材质的制约下，为便于书写且提高效率，放松心态、放任用笔无疑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下，祝人——书写者的心态、心情乃至身体状况又会对其书写结果带来“当下”“此在”的微妙变化。张颔撰文说：“侯马盟书虽然是官方书体文字，但它同样是从长期生产斗争中积累的成果，来源于劳动人民。侯马晋国盟书文字和西周早期周王朝铜器上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便是和晋国较早的铜器铭文如司徒伯 父鼎、晋姜鼎等相比，也有显著的不同，却和同时的铜器晋公 文字相若。像这种东周中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的一种风格和体例。”侯马盟书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盟书当然是彼时上层贵族社会的产物，其上面使用的文字与书体当然是上层社会通行的文字与书体。至于是否“来源于劳动人民”，同“我国的文字必须改革，拼音文字将是汉字改革的一条光明大道”一样，是彼时学术思想潮流对张颔的影响，不一定是他对古文字与汉字改革的真正意见。历史上，文字及其作为表现中介的书法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是贵族特权的组成部分。“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国子”即贵族子弟。彼时连从军出征打仗的战士都是士阶层的自由民，“劳动人民”是无缘这种光荣的。
侯马盟书正是体势纵长的篆书向横扁体势的隶书过渡的中间环节，“因字立形”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因为点画连接比较松散的缘故，其结字的风格疏朗松动而自然，总体上以纵势为主，故字的中宫与重心多数都略向上移，并以上密下疏为主要空间分布。从线条上分析，其点线的整饬性与篆引的仿形功能均已弱化，而以书写性及节奏的时空表现取而代之。书写时，起笔与收笔的笔锋着力点清晰明快、熟练精到，笔锋的转换从容自如、疾涩有致，行笔中平动与提按在点画的起、收、转折处交替变化，操纵娴练爽劲。
侯马盟书的书法将青铜器铭文书法的静态美转换为时空顺序清晰明朗的动态美，且增添了更多的审美要素与技法细节，如点线的流动感，点画间的承接呼应，以及线形与笔势的起伏开合、向背俯仰等。在青铜铭文铸造过程中文字形成的凝结焊接点，侯马盟书以松动的粘连与活脱的映带取而代之，笔势与笔意为之增色。这为以后书法中笔断意连的内蕴美预设了审美内核。侯马盟书将篆书拟物仿形的线条符号化、部件化、简约化，且初具系统性，为汉字进入抽象符号体系以及后来的隶变提供了审美与技法的多种启示。
侯马盟书
二、侯马盟书的技法意义
将毛笔书写的原生态以及清晰的书写技法传达给今天的书家，无疑是侯马盟书墨迹对今天书法艺术最有价值的贡献。这些书法非常熟练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技法体系完整、稳定而清晰的文本，对于后人总结其技法特征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将以分析侯马盟书墨迹的字形、线形与字势、笔势为主线，以透析其技法的意义所在。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缀法第二十一》中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论书先论形势，而形有字形、线形，势分字势、笔势。侯马盟书的字形与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相比，则有纵势减弱而横势增加的倾向。在“因字立形”的原则下，一些字已趋方整，而少数字已呈横扁之势了，故在字的外轮廓变化上更多了些丰富的字形美。其结体重心一般仍处于较高位置，而字的支点更取险仄，故在端庄严肃之中又寓活泼生动之态。在笔意与笔势的视觉引导下，其快意自如的动态美得以呈现。
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同出一系，而与望山楚简、包山楚简亦有相似之处，可知这是篆书发展至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一种“新常态”。侯马盟书的用笔笔致舒展，起收明晰，可见其笔法纯熟。其线形大多呈筑锋侧按起笔，即按即提，调锋运动，辅以平动用笔;收笔时以顺势提毫为主，少见回锋或注墨技巧。其线条取势皆呈弧线，长弧线已见绞转笔法寓于其中。横画多俯势，竖画的对称结构则多以相向或相背取势。点画的粘接处用笔松动而势足。重入侧起、丰中锐末的洒脱笔法以及映带呼应的气息脉络，使每个字点线的笔情墨韵更显隽雅透彻、趣味十足，颇有“无意于佳乃佳”的效果。有论者在论及古代大篆遗存中的“手书墨迹”时指出，侯马盟书“书体与同时期的金文都有所不同，更多地保留了手书的痕迹，反而远接甲骨文上的双刀书契。点画有流动感;落笔重而收笔轻，侧锋入笔带扁方形;收笔出锋虽尖而不偏，略似钉头鼠尾;圆转处运笔自如，圆势饱满;章法依形而布，长短参差，疏密错落。从用笔、结体之势来看，侯马盟书写得严谨而爽利，点画之间一无生硬的阻隔感，隐带一种笔断意连的行气，显然出自一位相当老练的书家之手”。
侯马盟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大篆的范本，同时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审美嬗变与技法发展的可靠文本，其中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有待于我们去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