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院成立于1957年。起因是叶恭绰先生联络几位画界名流给周总理写信：工人有地位了，农民有地种了，科学家更不用说，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就只剩我们这些画画的，像没娘的孩子，没有收入，没个组织没个家。周总理拿着这封信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前朝是什么情况?周总理说宋朝就有画院了，毛主席问画院是干什么的?周答，给皇家画画。毛说，组织个画院，让他们为人民画画。这之后就有了北京画院，齐白石任名誉院长，院长叶恭绰，副院长于非闇、陈半丁、徐燕孙。上海画院是第二家官办画院，成立之后到南京商调傅抱石。南京方面说，为什么要调傅抱石?问问傅先生，他个人是什么态度。回答说，他当然愿意去，因为上海有画院，画院是大画家们的家，是组织上出面要调他。南京方面说，那好，咱们也成立一个画院，把人留下来。遂派亚明到北京，讨得批复，南京办起来第三家画院。“文革”前只有这三家画院，其余都是“文革”之后的产物，包括中国画研究院，也即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再后来一切皆可运作，皆可交易，国家管理往往沦为权钱交易，各地竞相办画院，画坛犹如名利场。
画画为什么?为什么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办画院?吴冠中先生曾经评说一些所谓的名画家，就想挤进画院，挤进美协做官，实际上不是为艺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一己私利，特别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声誉和画价。他更形容说，官办画院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现在，先生的身影已渐行渐远，已经看不到画院画家们被豢养得越来越肥了。体制内的优越感无处不在，得以充分享受一种无形资产——官办画院的品牌效应，背靠大树好乘凉。画院被他们自己称作“大匠之门”，久而久之则在世人眼里俨然成大师云集之地，哪怕滥竽其中，也能名利双收，既可安享国家俸禄，又可吃牌子、吃台子、吃大匠之门，自我膨胀、自我神话，由平民画家华丽转身，须臾间变成职业画家、官僚画家乃至天价画家，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子，戴着高帽子，在官家和资本的双重呵护中享尽荣华。可是画呢?连他们的头头都忍不住斥责说，画得什么玩意儿!到现在连块石头都画不好!
且看这位名家的作品：几个粗俗不堪的男人，你搂我抱地簇拥一棵歪脖子树，嬉皮笑脸，东倒西歪，搔首弄姿，丑态百出——这样的作品有思想吗?有情趣吗?除了试图别出心裁，弄个所谓的“个人风格”出来吓人一跳，有何美感和新意可言?
“个人风格”往往被冠之以“创新”，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中国画源远流长，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风格自会因人而异。新不等于好，怪异不等于独具特色，诚如孙其峰老所言，新和好合在一起才有价值。只管新，只管突出个性、风格，其他都不管，是个误区。画要有个人面貌，麻子也有面貌，但是不好、不美。不能以丑为美，以猎奇为美，否则会把青年画家引到小路上去。疯牛病也是新的，但是不好，祸害社会祸害人。
大量甜俗、媚俗乃至恶俗之作撒向社会，会是什么结果?其源头和起因又在哪里?我们应如何防范并使之渐趋理性?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喜欢画的人很多，想收藏的人也很多。但书画市场热闹多年，仍有大量的爱画者在踌躇观望、裹足不前，直到眼见这个市场坍塌、沉寂，才庆幸没有去蹚这洼浑水。这水究竟多深、多浑?“G20峰会挂画”足以给出答案。官家、商家同一些伪画家沆瀣一气，肆意践踏中国画应有的尊严，代价是大量受众极度失望，远离书画。一些人的本事太大，玩得太大了。一块石头、一棵树都画不好的人，凭什么跻身于官办画院?官办画院有限的名额要多大本事才能挤进去?一位画院的老先生曾对我说，他们画院又新进了几位画家，有的一身江湖气;有的人还不错，但是画得不好，没有才气;还有来自山东的新锐，是猴精。若以数量论，山东籍画家在全国各省市位居第一，但却鲜有名副其实的大家、名家，独以其“猴精”扬名天下，乃环境使然。书画市场在山东做成极大的蛋糕，诱惑之下，难免急功近利。
我看今日画院所谓的选贤、用人，由衷地为龚文桢这类老先生庆幸，以他们的操守、为人，要搁在今天，怎么能被官办画院选用?我也由此理解了龚先生为什么自始至终愿意为国家作画，任劳任怨。因他是国家养起来的画家，吃国家俸禄。现在的画家也要有所奉献，每年给院里上交两幅作品，问问他们交的是什么画?能不能拿来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据讲，齐白石当年习惯于早起作画，画案上铺开4纸张，流水作业，连画4张。选最好的收起自藏;次之者送荣宝斋换钱，交付所订之画;再次者用于随手换钱，以备不时之需;最次的用于付门房、用人的工钱。有一种鱼他只画一个头或是半条身子，美其名曰“含蓄”。实则是买家付的钱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齐老先生的玩世不恭、老于世故，口口相传，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地被人为美化，不仅无过反倒成智慧的化身。现在的画家们学不来他的大手笔，却很容易光大其江湖气，视画如钱如命，为人极度吝啬。不要说画不好，即使能够画好，他也不会把好画献于国家，或是卖于平民藏家，而只会看客下菜，翻遍一摞摞作品，挑幅最差的敷衍你。其画也无趣，其心也冷漠，我故斥之为“一念之差，精神坍塌”。
国家画院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是从事中国画创作、研究的权威机构。“权威”在于国家地位(这也是后来为何要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的缘故，突出一个“大”字和至高无上的尊贵感)，也在于昔日大师们赋予它的荣耀，戴上了学术至尊的光环。我曾采访赵卫先生，难得他一向谦和素朴，待人真诚。他说当年入院之时，风清气正，心情真好，得大师们悉心提携，其情形历历在目。如今，时过境迁，大师们画了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唯其人格魅力熠熠生辉，令人仰慕，深厚的学养已然将其人本身变作艺术品，风范长存，激励后辈。由是，这座殿堂长期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令画家心向往之，令常人望而生羡。
在这能人荟萃的庙堂里，上演着一幕幕薪火传递之美，“神瓶”到手之乐(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巨人传》记载，商人高康大和他的儿子庞大固埃历经艰难，最终找到象征知识和财富的神瓶，不免欣喜若狂)。我曾得知一份画院选调名单，一次便调入9人，其中包括史国良先生。令人不解的是，所有奉调入院者，均未能因该院的至尊地位或是学术氛围在业务上有所提升，有的甚至还恰恰相反——也包括史国良先生。史先生还俗，有种种原因，种种理由，奉调国家画院也是一个成因吧?在其人生节点上，促其华丽转身，端上了体制内的金饭碗。人生在世，若要有所成就，奉献社会，终其一生都须同内心的欲望作斗争。一念为己则是凡夫，一念为人即可成佛。史先生自断慧根，看似他个人的选择，也必定和我们这个俗不可耐的社会有极大关联。人在台湾，则亲近星云大师;《回望红尘》(史先生自传书名)，难免渴望步齐白石等人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