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的提法，我想大约从“文人画”一说过渡而来。说起文人画，我想起一位早逝的大师陈衡恪(师曾)先生，五四时期，他高标文人画的大纛，结社布展，译文撰述，其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开一代之风气。多年之后，傅雷先生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也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陈师曾在其自撰《文人画之价值》中，归结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毫无疑问，此“四要素”若是移至“文人书法”上来，应该说也是相当适用的。
陈衡恪是诗书画印的全才，他曾说：“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这一点，他如实道来，似乎不如齐白石“滑头”，齐说起自己“诗书画印”的排名时，好像是“诗第一”，“画最次之”，让人怎么看也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陈衡恪将自己的“诗词”置于最末，而于书法，则提也未提，想必还应在“诗词”之后了。
要论起陈衡恪的诗词书法，其实他都有不俗之功力，这和他早年的家庭熏陶是无法割开的。我们都知道，陈衡恪出身江西义宁(今称修水)的诗书世家，其父祖皆一代硕儒，文史大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在晚清时期领导了颇有影响的湖南新政;父亲陈三立，清末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三弟陈寅恪，更是中国的史学大师，被誉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加之陈衡恪本人以及其次子、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封怀，一家四代出了五位杰出人物，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故被称之为“陈门五杰”。修水至今也有个“五杰广场”，就是以陈氏家族为豪。顺便再说一句，在我们的《辞海》中，仅义宁陈氏一家，就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了条目，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即便“三曹”、“三苏”也只能在人数上屈居其次了。
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余父辄以夸示宾客，忘其为溺爱也。”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又受业于湘潭周大烈，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结婚后又从岳父范肯堂学汉隶、魏碑及行楷。范肯堂乃南通名儒，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在这些名师指导下，加之其聪颖好学，刻苦钻研，青少年时期就已艺事大进，于诗词书画印诸艺，皆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后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与鲁迅朝夕相处，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师范博物科继续深造。其时与正在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的李叔同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在书画、诗词、篆刻等方面都有同好，于是相交颇契。
归国后，陈恰又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两人意趣相合，交往甚密，那段时期里，“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时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书画碑拓等。应该说，鲁迅对陈衡恪的书画印章还是颇为看重的，他最初翻译的那本《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了陈衡恪书写。在今天鲁迅所存有并不太多的书画藏品中，仅陈衡恪一人的作品，就有十五件之多(九幅国画、六枚印章)。1933年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对陈衡恪的画作了很高的评价：“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尽管陈衡恪的书画印章，受吴昌硕的影响很大，但鲁迅对陈的推重似乎更大于吴，这或许也说明鲁迅更喜欢文人笔墨中“笔简意饶”的书卷气吧。周作人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也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一点，周氏兄弟的观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
陈衡恪的书法宗汉魏六朝，上溯钟鼎、甲骨、石鼓、秦权，下逮汉隶、晋唐行楷等，几乎无所不能。他的字和他的印章在风格上颇为统一，都有醇厚的气息，且风神秀逸，苍劲朴茂。据说他作书喜用狼毫秃颖，故线条苍老刚健有雄浑之气。人皆谓陈衡恪的书法中，篆隶最强，而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个性书风的，还是他的行草书。我读他一些书札尺牍，以及于山水花草小品上的行草题跋，线条厚拙但写得轻巧简练，自然磊落，有时也不乏带点烂漫天真之气。通篇观之则灵动鲜活、生气勃然。而其篆隶书法，则深受缶老的影响，尤其是石鼓文。当然相比较而言，陈氏书法结体平实，用笔含蓄收敛，没有缶老作书的夸张与霸气。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陈衡恪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当年他所作的《北京风俗人物画》，用速写与漫画的形式，揭露出当时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其手法之新奇，意境之独特，可谓前所未有。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被人誉为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但丰先生立即给予了纠正，说“中国漫画”的真正开创者应为陈师曾，尽管1915年发表《北京风俗人物画》时还未被冠之于“漫画”之名，但这却是中国的漫画之始。另外，众所周知的关于艺术大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故事，也就是齐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而获得了成功。陈衡恪在一首《题齐濒生画册》诗中，最后就有这样两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当时齐白石的画比较拘泥，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遇上了陈衡恪的鼓励和帮助，才走出了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难怪白石老人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也曾感慨地说：“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画吾自画，何必求同?”陈衡恪以此金针度人，也代表了他自己的艺术观。只可惜，就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艺术造诣的天才美术家，却天年不永，在他四十八岁的艺术创作黄金之际，却因继母病故奔丧时不幸染上伤寒而一病不起。陈衡恪之死，在北京艺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有几句话评语甚高，他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又称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因为陈衡恪有“朽道人”、“朽者”之别号，故吴昌硕也挽词曰“朽者不朽!”
世事难料，往往自称“朽者”者，却反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