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书》云:“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朱长文《续书断》云:“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郑杓《衍极》云:“或问蔡京、卞之书。曰:其悍诞奸傀见于颜眉,吾知千载之下,使人掩鼻过之也。”刘有定注云:“蔡京、卞”皆宋之奸臣,书字如其为人。”

傅山最执于“人品高书品自高”,因而痛诋赵孟頫、董其昌之书。他“一生重气节,以圣贤自许”(郭铉语),人格为世所敬重。然而,以这样的人品去学书,我们从他自己所说的学书实践来看,却不能实现“人品高书品自高”。傅山刚刚在《作字示儿孙》诗中说了“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礼,笔墨不可补”的话,却立刻又在自注此诗中说了这样的话:“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法书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也。”圣人的品格难到,晋、唐之书的品格难学──两者都难,这是对的,但并不能说明“人奇字自古”。学人不足称的赵、董之书,“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如果“书为心画”是真理,岂不是证明傅山之心最容易与赵、董同流合污?学“正人君子”的晋、唐法书却“不能略肖”,如果“书如其人”没问题,岂不是又证明傅山并非“正人君子”?其实并不是傅山人品有问题,而是人书感应论不符合科学道理。学晋、唐之书难于学赵、董之书,并不是因为在人格方面晋、唐作者高于赵、董,也不是因为学书者人格有所不及,而是由于在书法品格上晋、唐之书高于赵、董,因而难度有不同,学习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如果书迹的书面语言内容有变化,观者就其书法形象而产生的联想也随之变化。若颜真卿议论朝纲之书,那么,“刚毅雄特”的颜体在观者心目中就“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有“临大节不夺”之气;若是颜真卿给子女的一封书信,那么,同样“刚毅雄特”的颜体在观者心目中就不是“正式立朝”,而是在自己家里正对子女作严格要求。此时的“刚毅雄特”在观者心目中就不是在帝王面前的“忠臣义士”,而是在子女面前的严父了。
如果作者的经历起变化,观赏效果也随之变化。某作者因贪污罪而入狱,于是:其书若柔,观者就说他软骨头,所以屈服于金钱;其书若刚,观者就说他狗胆包天,所以敢于伸出这双黑手。不久听说这是冤假错案,作者已平反出狱,于是:其书若柔,观者就说他是个本份人;其书若刚,观者就说他自有正气凛然。所以,以人论书,最好是等作者盖棺定论,以免自打嘴吧。然而,盖棺而不能定论的情况又不少,若是历史学家为作者翻了案,这种人书感应论又不灵了。况且人品的某些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标准:就政治品质来说,阻挡改朝换代的忠臣,对于比前朝贤明的帝王来说却是顽固不化;就道德品质来说,从前贞节牌坊比比皆是,现在却无处寻觅了。由于人品标准在变化,因此人书感应论也随之不灵了。
书法形象正如人的容貌仪表:一表堂堂,看起来是正面形象,然而却是流氓、扒手,劳改好几次了;貌不惊人,甚至很有些象舞台上的反面角色,然而却是当过好几届人民代表。将书法艺术形象的品格等同于作者真实的人格是要出问题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人,仅仅因为他们不善书,就根据“书如其人”的原理来怀疑他们的人品,惹得他们发怒了,他们是要找书论家算账的!书圣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他的人品固然也高,但是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