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观点也许可能是一个“舶来品”。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1901年刊行的《中国美术史》中第一次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赵之谦视为“海派之源”也是来源于此。
赵之谦像
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自然也可以归入“重看”之列。
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刊于1852年，当时赵之谦还在弱冠之龄，自然不会发生赵之谦与海派的如何关系。张鸣珂1908年刊行《寒松阁谈艺琐录》，也没有提到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1920年刻板刊行《海上墨林》赵之谦条目下有： “时游滨沪，墨迹流传、人争宝贵。”但查阅邹涛的《赵之谦年谱》和张小庄的《赵之谦研究》均无法证明赵之谦的“时游滨沪”。关于赵之谦的“寓沪”情况，有研究者指出：“据杨逸在《海上墨林》载，他在清咸丰九年(1859)秋季曾来上海，时年刚过而立之年。”笔者查阅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版本《海上墨林》并无此记载，不知道作者所用是何版本。不过，赵之谦在1862年和1872年确有两次路过上海的经历。《瀛壖杂志》和《沪游杂记》都记载有许多沪上书画名家，但却未提赵之谦。
1862年赵之谦致傅艾臣书札(局部)内有一段文字：“由温州航海入沪，由沪航海至登州”。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录》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卷六云：“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其次，……画花卉则上元邓铁仙启昌，扬州倪墨耕宝田及宋石年，皆名重一时，流传最盛。”单就花鸟画而言，张鸣珂也没有提到赵之谦，说明此时期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观点可能是一个“舶来品”。
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中文版，翻译者陈彬龢
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日文版刊行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此书1930年译成中文出版。翻译者陈彬龢。大村西崖提出：“赵之谦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涛，为今日海派之源。”(见大村西崖著，陈彬龢译《中国美术史》，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第225页)但大村西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个结论的，书中并没有阐述。《中国美术史》日文版初版发行时(1901年)大村西崖还没有来过上海，他于1921年才首次访华，汪亚尘在上海担任大村西崖的翻译兼导游。那么大村西崖凭什么说赵之谦“为今日海派之源”?所以，我们还必须把目光投射到1901年之前，日本美术界与沪上的美术交流及其对赵之谦的认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