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的出现，直承篆隶，比行书、楷书要早。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西汉史游所作，今草是东汉张芝所造。张芝，字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时人谓之“草圣”。
张芝作为草圣的意义，在于他已将作品从文字内容中脱离而使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汉赵壹有文章《非草书》，尽说草书的不是，可从反面看出草书作为独立艺术在当时之蔚然勃兴。赵壹以为，草书只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如果只练草书，则近于矜伎，“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非圣人之业，是“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在古代，张芝草书的地位最高。唐孙过庭《书谱》载王羲之自称在书法上他只崇拜两人，就是张芝和钟繇，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梁庾肩吾《书品》品评书家一百二十三人，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为“上之上”，而“伯英以称圣居首”。
张芝的草书真迹在东晋的时候就已经很珍稀了。庾翼在给王羲之的信中就说到，“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到唐朝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真迹。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赞》有曰：“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
《淳化阁帖》卷二载有张芝草书刻帖数篇，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这些草书其实是唐朝草圣张旭写的，只有其中那篇章草《芝白》帖“差近古，亦疑先贤模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