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百年前有知己
予与绘事，三十年矣。予思绘事，三十年矣。予赏鉴绘事，亦三十年矣。三十年来游于恩师门庭，读书、临池、读画、临画、品之鉴之。终因天资不敏，始学终无进矣。惟时有留心一过，遇可遇之作察之记之。三十年间幸随家师过眼董华亭墨痕卷轴，每鉴读之必心欢悦，随其笔墨而动心思，随喜、随悦、随忧、随萧瑟，忘怀间予不觉吟出拙诗二十律，鉴文三万余字，畅论董氏书画真境及精神家园也。
回首岁月，鉴读董氏法书名迹诗文似与香光结谊往来，月下品茗论艺，引为三百年来知己，故畅论之刊墨成册，留矣。
乙未夏月扵广西客次客舍
一：考董文敏事略之一一松江董氏
上海望族一一寒门学子
据明人陈继儒《思白董公暨原配龚氏合葬行状》、同治《上海县志》，董氏为上海县人。祖上为上海县名门望族，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汉族。占籍华亭是时万历十七年(1589)的事，34岁。
董其昌石刻
陈继儒《思白董公暨原配龚氏合葬行状》，董氏“其先汴(开封)人，宋南渡扈跸，遂籍松江之上海”。董家一族在松江最早的先祖是“官一公”，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弟》称“上世有官一公始著，数传为思贤、思忠”，思贤之孙董华之妻，是董其昌的曾祖母。董其昌《画旨》中说：“高彦敬尚书载《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孙世居上海。余曾祖母即尚书之云孙女也。”云，第九代。董思贤的玄孙是汉儒，董其昌是汉儒的独子。考董氏上海县望族说乃思忠一支，人丁兴旺，董其昌从祖亦有6位，思忠一支中有进士、御史、知府。故何良俊说“董氏，上海之望族也”，“盖其先祖已雄长里中”(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二十三《 董隐君墓表》)。思贤一支，人丁单薄，思贤传冕，冕传华，华传悌，四代单传。董悌始生二子，长子董静轩(其昌伯父)、次子董汉儒(其昌父)。此支无仕，故有望族寒门之说，嘉庆《上海县志》引李绍文《云间杂识》称“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区人亦令朋充役，至弃家远遁。后登翰苑，且别其籍，不敢认为上海人。”
董其昌十三岁时“补郡庠”算是府学增补生，十七岁时通过府试(第二名)，秀才，此时家中有瘠田二十亩，产粮不多，“区人亦令朋充役”，秀才可以免徭役，也许是“寒门”之故，没什么势力，“区人”也要他家“充”“徭役”，而明代时充徭役是很苦的事，沿途的一切费用自己负责，运送之类稍有闪失得赔，董其昌承担不起徭役之差，就“弃家远盾”。《南吴旧话录》记录了陈继儒与董其昌就此事笑谈一则，后来读《董逃行》，”惟越境乃免。”“越境”指的就是逃离上海县境，去华亭寓居，可见董其昌虽出于望族，实生在寒门，正因为家贫，所以他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父亲汉儒，“夜从枕上口授经义”。七岁时寄住外祖父家，在叶榭水月庵读书，13岁补郡庠，17岁成秀才。此后，当过陆树声之子陆彦章(伯达，后成进士)的塾师，在当湖冯氏家坐过馆。《当湖外志》称“董文敏未第时，曾馆于我湖冯氏。家贫，服白布单袍，兴至即书其上，久乃尽墨之。屏帏床帐，淋漓殆遍。”董其昌赴南京应乡试，他的盘缠也是他人资的。这资助人是范尔孚(《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六)卷，艰难困苦，玉成于汝。董其昌从寒素中崛起，乡试名列第三名，明万历十六年35岁(1588年)举进士，中二甲一名，供职于翰林院编修、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河南参政、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卒谥文敏。
董其昌 松泉幽居图
风平则例一一浪湧则隐
董氏一生三次为官，三次求退，为官的时间短，退隐的时间长，其中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董其昌大器晚成，于万历十六年中进士，董氏对仕途极具保护能力，”风平则例，浪湧则隐”的仕途思想，使其一生隆誉，故能避祸远离”国本之争”，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以编修告病，隐退求安。董氏第一次出仕9年，“养病”隐居20年。第二次出仕，是在泰昌元年(1620)。董其昌充任讲官的皇长子是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想起了老师并启用董其昌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期间，他奉命修《神宗实录》，作出了贡献。可惜光宗不到一年驾崩，继任者是熹宗，年号天启(1621为天启元年)。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把持朝政，陷入大乱，杨涟、左光斗等众多正直大臣被下狱迫害致死。天启五年(1625)，董氏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亦求退隐。第二次出仕6年，隐退8年，第三次出仕崇祯五年(1632)。崇祯继位以后，励精图治，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死，政局开始澄清。董其昌“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时年七十七岁。崇祯六年(1633)，朝中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离开内阁，温体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又掀起党争，排斥东林，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乞求致仕。据陈继儒的统计，第一次退隐“家食二十余年”，第二次退隐“家居八载”。第三次出山，三年。任职时短于退隐时。董氏35岁入仕，80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总计为官18年退归田里27年，隐多仕少，董其昌的政治智慧有他的鲜明的个性。他与松江历史上的先贤不同，陆机的政治态度是士为知已者死，明知不可为也不退缩;徐阶的政治态度是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选择的不是退隐而是坚守，在隐忍中创造条件斗倒权奸;董其昌则是“风平则例，浪湧则止”的政治智慧。
董其昌高士图
亦官亦隐一一 亦诗亦画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自古写文章妙者难为官，文章最“憎”的是“命达”，为官顺达者难以在文章上有所大为。当然这是一般而论，唐宋八大家都是官。传世之作往往都是被贬后也就是“命”不“达”时写成的。比如苏轼的「赤壁赋」，「黄州寒食诗」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从这一点上看，假定董其昌从35岁入仕直到80岁退休，一直为官，我想董氏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未必有为。董其昌的成功在于“亦官亦隐，亦诗亦画。”乐怀于此。
董氏人文环境非常好，入仕主考官许国，自然成为许国门生，许氏门人亦是董其昌同门。同科进士陶望龄、焦竑(状元)诸人都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为官的原因，他与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阳明心学的泰州派、修正派、东林派、新王学派中的诸多文人如许孚远、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甚至与反东林党人物潘云翼、阮大铖等成为好友，颇多交往，一起探究义理，切磋文章，其书画进入了社会精英视野，声誉日隆，从而有机会得以博览历代法书名画巨迹珍本，拓宽了艺术视野。书法通过官场传入朝鲜，《枣林杂俎》称“华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鲜贡使谓为异人。夏给事子晹，使琉球归，求董书，贻其来使。(史书称董的书画“名闻外国，指的就是这件事)。
董其昌 松泉幽居图
他的最大成功是画开南北宗说，创华亭派。与莫云卿交逰受禅分南北宗的之启迪，提出画有南北宗。在审美意境和风格方面，提倡平淡、秀润、超逸，与北方绘画中的、刚硬、严谨有异。阐述了北宗外力性刚主骨气短以动制动，南宗内力性柔主筋气长以静制动的南北宗说。在绘画价值取向上，认为南宗“以文心诗境托画寄怀，以画为悦”，以超拨脱俗之心境创作出“平淡天真”的画作。而北宗则以画为职，以画谋利，最终落入“为造物役”。董氏主张“以禅入画”，追求忘我、无我的禅定境界以创作自然适意、平淡幽远的作品，以率真之笔，虚灵之妙，骨力内蕴，章法疏简，气势流荡，墨色浓淡，落尽浮华，神韵天成来完成创作。董氏为官18年，退隐27年，一生当中得益于为官优势，“以编修养病”俸禄依旧，时间充裕，优游山林，訪贤交友，尤与汪呵玉、顾正谊、项圣谟、王时敏诸名家往来，探究道、儒、佛经义理，书画源流，鉴赏创作，使其日隆天下，誉一代宗师。董氏自负云：”《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 巨著命名为《容台集》这说明董其昌对官阶极自为荣，“容台”就是礼部(董任南京礼部尚书)，陈继儒说“大宗伯典三礼，敕九卿，观礼乐之容，故称容台。
劣子恶仆一一素壁有暇
清人浙江候补盐大使毛祥麟，祖籍苏州，却是松江府上海县人，他的《墨余录》中有一篇叫《黑白小传》，称董其昌“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亦如山斗。”肯定了董的成就之后，又说“徒以名士风流，每疏绳检，且以身修为庭训，致其子弟亦鲜克有礼。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干仆陈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势作威”，对董氏作了批评。“民抄董宦”，毁誉不实。此事与“奴变”有关，”奴变”是明末江南的社会现象，谢国桢《明末奴变考》，吴晗《明代的奴隶与奴变》就是研究此现象的论著。明代建国初，朱元璋解放奴仆，对蓄奴数作了严格限制，明晚期蓄奴越来越多，江南蓄奴现象越发严重，动辄上千。松江徐三重说，江南有十大乱象，“奴婢众盛”是其一。倚主势欺压百姓，或财力渐厚与主子分庭抗礼。董其昌同宗的董传策(礼部侍郎)就是被奴仆所杀，”民抄董宦”起因于”奴变。”考万历四十三年八月的“争使女”事。松江府学“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绿英，继养宦(董其昌)仆之家，此使女探生母未回，董仆陈明纠众打毁陆兆芳家资，将女抢去”。绿英的父亲是陆家之仆，有了财力，就想摆脱陆家的控制，不让绿英在陆家当使女，改换门庭，投靠董府仆人(陈明)，引起陆董两家的矛盾。事儿不是很大，影响很坏，因而“街坊传闻共忿”(见《府学申覆理刑厅公文》)。据《权斋老人笔记》(沈炳巽著)称董其昌“仲子祖权(董其昌次子名权，字祖常)，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同里陆生者，先世有世仆，陆诛求无厌，仆乃投充视权作纪纲，为护身符，陆生复至需索如旧，祖权统狠仆殴之;次日陆生之兄，率诸生登其堂，惶恐谢过乃已。”绿英只是导火线，实际上是奴变。这是当年江南常有之事。
董其昌 行草五言诗
「黑白传」又添风波，说书人钱二以说书行式将「黑白传」广为流传，第一回目“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陆兆芳肤色黑“人呼陆黑”亦称“黑秀才“;董其昌号思白，次子董祖常人呼“小白”，称“白公子”董所居近“龙门寺”，龙门里影射“龙门寺”。松江府人众一听便知说”争使女事”。董氏“怒甚”，疑诸生范昹所撰，逼钱二与范昹城隍庙对质。范无法自证清白，“矢神自白”，不料数日暴死。范之父曾任万州刺史，官宦人家，范母认为儿子被董府逼死，凭恃自己封赠宜人，凭着儿媳即范昹妻龚氏与董其昌妻是姐妹(是董祖常之姨母)的关系，携三女奴赴董府讨要公道。据抄董宦事件被处罚的12位生员“辩冤状”叙述，范母携媳及三女奴赴董府，“其昌父子不思自反，辄肆恣陵，毁桥于河，闭门毒打;将州守公之命妻(范母冯宜人)推委于沟壑;将给谏公之孙女(昹妻龚氏，与其昌妻为姊妹)裂去其缞裳;惨辱随从之妇女，更不可言状，大都剥裤捣阴”。此言传出，令人发指，犹如惊雷，人神共愤。松江民众群情激奋，围困董府。而且祸首者“董其昌父子”!又松江府28位士大夫、51位举人出具给官方的“公书”和“揭”却说：“其母(范昶之母)恃属姻亲，率三女奴往诉，不意遭陈明等剥裤丑辱，遂致道路不平”，此叙述比较客观，说明这暴行是陈明等所为，不是“董氏父子”。但是，董其昌管束豪奴不严，致酿大祸。说董其昌”劣子恶仆，素璧有暇”，也不为过。
范昶子范启宋，府学生员。董宦”剥裤捣阴”之事在诸生中引起共愤，在府学三月十五的聚集行香(松江知府缺任，署印同知黄朝鼎、华亭知县缺任，署印推官吴之甲焚香)之期，生员聚集明伦堂，众口一辞，归咎陈明，又是“讲事”又是“传扎”，又引发“五学生员”(松江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和金山卫学)的义愤。诸生聚讲明伦堂书札声讨，使得舆论对董府批判一边倒，也助推了民愤的愈加激愤。黄、吴当初宣布拘押陈明，事态平息。不料三月十六日，洶洶之民万余，围了董府，时海防同知黄朝鼎点兵出救，却被吴四尊(疑为吴之甲)劝阻，理由是“百姓数万，恐有他变也”，
董其昌惊慌之余竟纠集松江府内打行守卫家园。不料打行班头一条龙(胡龙)、地扁蛇(朱观)引领打手上屋，向民众飞砖瓦、撒粪溺，而混在围观民众中之恶少王皮、曹辰趁群情激愤发难。火烧陈明豪宅，后焚董祖常、董祖源府邸。董祖和宅则安然无恙。但是“民抄董宦”的说法不胫而走;董其昌无法接受“民抄”而坚称“士抄”，一是”使女事”起因陆兆芳，陆是“士”;二是“黑白小传”是范昶所为，范是“士”;三是府学生员集聚明伦堂，与董府为难，生员皆是“士”。所以董其昌致书吴玄水(之甲)(署华亭县事理刑推官)要求正名。而松郡51位举人的“揭”却称“今董宦急欲鸣冤，而讳言民变，辄归罪于学校”，意见均异。此案造成的后果是官府的分裂，学宪王以宁倾向董“士抄”说，欲彻查严惩诸生中肇事者，五学师长均称“民抄”时诸生无一在场，不与理会;华亭署印理刑吴之甲(进士出身)不愿株连诸生“大拂上台意”，挂冠而去，郡庠掌教胡胄不肯蔓引诸生亦挂冠去;张鼐(蓥从孙，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率松江府28位士大夫(进士)(其中有陆树声子陆彦章，何三畏)，“上书王以宁称“不宜坐诸生于一网，甘心士类，为一家全胜之局”，否则“他日有不测之患”，(51位举人中有陈所闻、张轨端)事件最终趋向平衡，时因松江府正堂、华亭县知县缺位，最终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十二位生员分别给予杖革、杖降、杖惩处分;金留、曹辰斩首，胡龙、钱二“徒各允宜”;范启宋“情原”，董祖常因“屋被焚掠，姑免深求”;陈明“召祸主，身亦受殃，姑杖之”;陈明所称死“五命”则判为“五命俱虚，一棺焚毁是实”至于陈明“被抢家资”则无可究诘“免追”。
纵上所述，可见民抄一事，“召祸主”非董其昌而是陈明、董祖常。据《墨余录》，事发四年后，骆公沆瀣督学江苏，案临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诃责云：即”剥裤捣阴”四字，死有余辜。今以案结不深究，姑予大杖二十。时人皆称快云。也是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