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生性灵。“书圣”王羲之正因为酒“挥毫制序，兴乐而书”，使《兰亭序》成为千古绝唱。唐代以草书见长的张旭、怀素两位大师更是酒中书圣，世称“颠张狂素”。“醉僧”怀素嗜酒如命，自言：“饮酒以善性，草书以畅志。”汉代蔡邕号称“醉龙”。宋代“小太白”陆游常醉中狂草。明代朱耷以酒为伴，佳作每出于醉酒。
陆游，号放翁，(1125一1210年)以作诗近万首的产量，雄居中国诗坛榜首。他是继屈原、杜甫以后又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大书家，存世书作甚多。只可惜他和李白、贺知章、柳宗元等大诗人一样，其书名被诗名所掩。对这一点他自己早有所觉察，并极力提升自己的书名。有诗为证:“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他以“闭门学书”自称，并深信自己的书法能成为书史上的一代宗师。其实，书史上敢放言“五百年后”独领风骚的也不多。只是陆翁生不逢时，南宋书坛一百五十年间低迷、颓丧之气，几乎是书史上的最低点。怎一个陆翁撑得起?更何况他也并不是能撑得起一个时代的巨擎名将。 “诗圣”杜甫，既有“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妙论，又擅“观我落笔中书堂”的潇洒挥毫。更不用说李白的“醉墨”，贺知章“尤见真率”的草书……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大诗人，大书家，现在为人耳熟能详的大抵只有其诗名了。
对于这种现象，陆游几乎是有点愤愤不平，说到他自己的字，他说“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读这两句诗，我的心头曾为之一震。为了不做“睁眼瞎”，我把能够搜罗到的陆游书迹反反复复地看了。越看，越觉得好，越觉得陆游的深刻。
查《宋史》可知，陆游的确书艺不凡，孝宗称其“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他在“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寻兼秘书监。”秘书监一职，自古皆为善书之人担任，如郑道昭、虞世南、褚遂良、贺知章等都曾经做过秘书监。陆游兼任秘书监一职，足以说明他在当朝的书法地位确实是“非他人可及”。至于是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我们这些“后五百年”之辈就不必再费口舌了。
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时期，诗人陆游极力反对和议，主张克复，其“六十年间万首诗”就是其壮烈情怀的自剖。由于不为当局所重，又被诬为“恃酒颓放”，诗人愤感“罪其无辞”，遂自号“放翁”。不能“手枭逆贼清旧京”，便寄情笔墨，“直用毛锥惊沙场”!清人叶昌炽《语石》云：“建炎以后诗，以范(成大)、陆(游)为杰出，而其书亦皆杰出……放翁‘诗境’二字八十以后所书也，而笔力遒健尚如此，舍文穆(指范成大——笔者注)谁与竞爽邪。”而曹宝麟先生则认为：“放翁的书迹虽以人传，然而其真实水平确实轶出同时代且名噪朝野的范成大和张孝祥之上。”正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云：“放翁不以书名，而其书实卓绝一时。……是放翁于草书，功力几于出神入化。惜今不传，且无有能知其善书者，盖为诗名所掩也。”
陆游书擅诸体，尤长于狂草。在他的诗集中，曾多次谈及自己的书学渊源、艺术见解和创作感受。如“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生江湖心，聊寄笔砚中”(《暇日弄笔戏书》)、“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自勉》)、“午窗弄笔临唐帖，夜几研朱勘楚词”(《冬日》)、“日阅藏经忘岁月，时临阁帖杂真行”(《新治暖室》)、“一卷楚骚细读，数行晋帖闲临”(《感事六首》)等等。从诗中可见他对《阁帖》诸家包括钟繇、张芝、“二王”及张旭、颜真卿、杨凝式的推重与取法。明人李日华还从陆游《大圣乐帖》中寻绎唐五代及宋人书风的遗韵：“陆放翁词稿，行草烂漫，如黄(庭坚)如米(芾)，细玩之，则颜鲁公、杨少师精髓皆在。”(见《六研斋笔记》)清代大书家何绍基为陆游楷书《焦山题名》题跋道：“放翁此书，雄伟厚重似蔡君谟，而非君谟所能及。”何氏认为陆书较蔡襄更胜一筹。陆游还用歌行体描绘书法创作时的感受：“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洒不自如，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此时驱尽胸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草书歌》)诗人创作时捶床大叫，头上巾帻震落了都不顾。“吴笺蜀素”难以尽兴，只有在三丈宽的屋墙上挥毫才“驱尽胸中愁”!当代朱东润先生在《陆游选集》中说：“书法是中国的特有艺术，草书驰骤挥洒，更能发挥书家的不平之气，陆游此诗极能深入。”
然而，当时的人对陆游书艺并不看好，陆游颇不服气，其《学古》诗云：“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值?窗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拏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此中前四句自述用功之勤，后四句对书艺颇为自诩。他坚信“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夜起作书自题》)，甚至还作如是惊人之语：“堂堂笔阵从天下，气压唐人折钗股。”(《醉中作行草数纸》)
和行世的近万首诗作相比，陆游留存下来的书迹极为有限，《怀成都诗卷》即为其行草代表作之一，系诗人54岁时所书，诗集中署题为《怀成都诗十韵》。此卷系故宫博物院藏品，卷后有明陆钱、谢铎、程敏政、王鏊、周经、杨循吉、沈周等人题跋，清乾隆时曾入内府，《装余偶记》、《石渠宝笈初编》等书对此均有著录。
陆游45岁被朝庭任命为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遂举家入川，48岁时赴成都充任闲职，后又四处辗转，年过半百再回成都，成为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的幕僚。三年后，范成大奉诏赴浙江临安任职，不久陆游也调往临安。前后算来，陆游在成都达七年之久。从《怀成都诗》中可知“放翁五十犹豪纵”，“足迹更多地出入于歌楼酒店，过着饮酒、赋诗、赏花、听歌，以至斗鸡、射雉的生活。他借这样的生活来麻醉自己，暂时解除心头的苦闷。”(齐治平《陆游》)尽管侪辈中人称其“笔札精妙，意致深远”(朱熹语)，可陆游重温“锦城(指成都)华梦”时，仍感叹道：“浮世堪惊老已成，虚名自笑今何用。”
细抚此帖，诗人的气质、书家的神采熔冶一炉，用笔、结字和布白与其“豪纵”诗风浑然无间。其线条沉实，结体纵长，章法错落。点画既厚重有力，又灵动飞扬，掌控有度，挥运自如。徐徐观来，疾涩合律的节奏、浓淡匀称的墨韵、疏朗通脱的章法……一无挂碍，神完气足，飘逸遒丽，潇洒出尘。诚如元人俞庸所赞：“(陆游)字画遒劲，犹跃龙凤翥，鹏搏鲲运。对之精爽飞越，诚久所未见也。”从整体气息看，正如前引陆游诗所述，出入晋唐，接踵前朝，作品参以今草、章草笔意，尤其受张旭、杨凝式、苏轼诸家大草和行书沾溉良多。其气势之雄健、行笔之流转、意态之洒落，近于杨凝式的潇洒简逸;而作品中沉郁顿挫、蕴藉浑厚之美则与东坡最为契合。试取苏书《祭黄几道文》墨迹比较，点画之重拙、结体之宽绰、气息之天真烂漫如一脉所承。正如曹宝麟评道：“放翁书(指《怀成都诗》)有郁勃雄豪之气，却又不失敦厚理智，因而其风格大致只介于杨凝式和苏东坡之间，还带有较多的时代流风。”当然，陆游生性狂放，并不刻意求工，认为“古来翰墨事，着意更可鄙”(《醉中作行草数行》)。他是在不经意间汲取前贤所长，融入个人思考，形成“无法之法”，锻就一家体势。诗人更是借笔墨抒怀，可歌可谔、不平之事，一寓于书。正如陈振濂等先生指出：“陆游的书法观显然承继着‘放逸’思想的，而且更带有韩愈的‘不平之鸣’的气概，这就是主观表现产生偏欹后对书法取向的影响。正如苏东坡诗评韩愈书论：‘忧愁不平事，一寓笔所骋。’这种书法精神的深沉力度，成为陆游书法思想的凭依。”
在陆游的所有书作中，他的楷书《焦山题铭》应该属于“千金求不得”的上乘佳作。该题铭书法平稳安详，雄伟厚重。蔡襄喜作榜书大字，《焦山题铭》不在蔡襄之下。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焦山题铭》是陆游和朋友来焦山观赏《痊鹤铭》而在焦山的壁崖上留下的刻石。著名的焦山摩崖石刻群，环集于焦山西侧峭壁，号称峭壁书廊，绵延200余米，大小错落，此起彼伏，洋洋洒洒，气势磅礴。石刻文字上至六朝，下迄明清.字体正、草、隶、篆各体俱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犹如古代书法天然展厅，真是琳琅满目，满壁珠矶，美不胜收。陆游撰并书的《焦山题铭》‘全称《陆游踏雪观痊鹤铭》，即与友人踏雪寻访《瘫鹤铭》的题铭，极其醒目地盗立在焦山摩崖的石壁上。全文为:“陆务观、何德器、张玉伸、韩无咎隆兴甲申闰月二十九日，踏雪观《瘫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风搞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午，圈禅师刻之石，务观书。”词文壮丽，书法遒美，因石刻内容充溢着陆游忧国忧民之情，倾注了对当年中原形势“烽火未熄”的优虑，故此石刻最受后人推崇。
陆游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应该是他的行草书。他的行草《自书诗卷》，纸本，纵31厘米，横701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为陆游告退归里时所作。据卷末交待，陆游时年80岁。其书体潇洒遒劲，气势飞扬，豪迈不减当年。妙心所发，写意抒怀，完全进人到心手两忘、神融笔畅的艺术境界。正如他写于淳熙八年(1181年)(是年陆游57岁)的诗文所说:“纵酒长鲸渴吞海，草书瘦蔓饱经霜。付君诗卷好收拾，后五百年无此狂。”这是陆游对自己草书的自信。《自书诗卷》充分表现和实践了他“长鲸渴吞海”和“瘦蔓饱经霜”的雄心壮志。
陆游光耀诗坛，书名不让时辈，精于行草和楷书等体。他自称“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凝式)”。今看他的行书《奏记帖》、《野处帖》，字字精妙，兼有杨凝式、苏东坡笔意。他的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自由洒脱。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