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八大山人 1694年作 瓶菊图 立轴 水墨纸本
作品赏析：
八大山人一生画作中，有一种现象值得研究者注意，即在康熙三十三年左右至康熙己卯乃至更后，也就是八大山人六十九岁以后，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过“瓶花”、“盆果”一类今人称之为案头清供的作品。如作于康熙三十三年今藏日本泉屋博古馆的《安晚》册中一开《瓷瓶兰花图》，及同年重阳画的《瓶菊图》(唐云旧藏)以及康熙四十四年乙亥作的《古瓶荔枝》，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秋作的《花果》册中一开《瓷盎葡萄图》(今藏上海博物馆)，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春作的《蔬果》卷内一段《盆梨》(今藏故宫博物院)。另有一本未纪年的《花鸟》册(今藏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亦有一开画着这样的清供。从其落款“八大山人”的“八”字书作“”，知道它与作于甲戌的《安晚》册，《瓶菊》轴创作时间相去不会太远。
在八大山人七十岁左右这几年中，他一再重复已往几乎不画的题材，与他的生活、思想变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知道，八大山人的青年时代，是他一生最为惨痛的时代，其时明清易祚，国破家亡，他和其它明宗室一样惨遭逼害，或“改易姓名，匿迹销声”，或“东奔西走，各逃性命”，“蠃蠃然若丧家之狗”。在万般无奈之下，他遁迹空门“薙发为僧”。因为心中的“汩渤郁结”终至颠狂，每每伏地呜咽，忽仰天大笑，忽叫号痛哭，以至履穿踵决，流落街头。中年后，忽还俗，娶妻，又遭婚变，于是装聋作喑，佯狂抗世。悲惨的身世，使他数十年间过着一种似颠非颠，似醉非醉的非正常人生活，养成了他狂悖狷介的冷僻性格，亦造就了他恣肆怪伟乖张冷峻的艺术风格。
随着清政权统治的巩固，清廷对汉人特别是对明王室的敌视和逼害逐日缓解，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平静生活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宗，那位同样也还了俗的石涛济山人，都已是雪刺霜颠的晚年了。
郑板桥曾有诗称八大山人画说：“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用“墨点无多泪点多”来形容八大山人壮年、盛年时期的大部分作品，生动、形象，自是发人幽思启人心扉的佳句。但如以之来概括八大山人一生特别是他晚年的绘画，就未免偏颇。
朱耷六十岁以后，也就是他开始以“八大山人”为号，古人用所谓“哭之笑之”来解释它寓意的时代起，他已逐渐收敛起与世格格不入的行为，特别在他七十左右，有一些举动可以窥见他心态的变化和生活状态的改良。这时，他开始研究《庄子》，多次画过《游鱼》，以寄濠濮之思;并熟读《世说新语》反复书写《临河叙》，对庄子超脱的心境与晋贤散淡的生存状态表示向往。六十八岁，他在一个扇面上这样写道：“静几明窗，焚香掩卷，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烹苦茗，赏奇文。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楹。而客至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放蒲团，静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他已从一个狷介激越的厌世之士变成一个能于静中悟道，苦中作乐的入世文士。
他开始学会生活、享受生活，尽管条件有限，生活依旧清贫。他画中的一瓶花，一盘果，可能就是他随手拈来摆放案头的赏玩对象。在过去狂悖烦燥的岁月里被忽略的生活与生命的美感，开始润泽他的心田，涵泳他的笔墨。可以说八大山人晚年，因为积极的生命状态，他的艺术，也由此步入了更高的文化境界。
可能正是上述原因吧，八大山人的《瓶菊图》特别受到世人与研究者的锺爱。那廉价的瓦罐在八大山人之前是无人画过的，也绝不是凭空想像可得。我总觉得八大在画这幅画时，他的陋室之中一定实实在在地摆放过这只瓶这枝花。自然，画中菊花的高低错落，疏密聚散已在落笔时重新经营过了，瓦罐也因柔韧自如的线及透明淹润的点在土气的质感之外又多了一份灵气。一切是经意的，连落款盖章都得体到位，但却并不显得刻意;创作状态是欢快愉悦的，给人的感觉却安祥而平和。不再象以前那么狂悖冷漠，不再是痛苦的发泄，不再给人以傲然不可侵犯的距离感。八大山人的《瓶菊图》正是以它亲切宁静的气息，朴素清新的美感吸引着大家。八大山人的署款形式，暗示了他人生各阶段的生命状态。就在完成《瓶菊图》数十天后，他把八大山人的“”字，改写成两点。松鹤、松鹿这类表示良好祝愿的题材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画面，一个饱经风霜凄苦一生的可敬老人与我们走得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