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那场笔墨官司，他和郭沫若“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书”而撰写的著名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所说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从此名声大噪，他叫高二适。
这场笔墨官司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这里只需简略介绍两句就行了：郭沫若鉴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而断定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而高二适则举出种种可靠事实，认为兰亭序的确出于王羲之手笔。当时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不过后来在《兰亭论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里却说“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唯心论的帽子无疑是给高二适戴的。人们赞美高二适敢于凭真理和大人物打笔墨官司的非凡勇气。
高二适亦善书法，尤擅草书。50岁后取《急就章》及宋克补本研习，气韵渐淳。为变古出新，又参以汉隶《杨淮表记》、《西狭颂》，楷书《贺捷表》、《黄庭经》，行书《温泉铭》、《李贞武碑》和王羲之、张旭、杨凝式、宋克等人草书。65岁后，诸体贯通，草书突破前人窠臼，自创一格。他将章草严谨、今草典雅、狂草飞动融为一炉，形成“开章亦今亦狂”的独特风貌。
他擅用狼毫作书，使转顿挫随心而运，寓柔而刚，劲健绰约;结体章、今互用，纵横开阖;布白一气贯通，字行间辑让有序，顾盼多姿，密处见凝重，疏处显神韵。在书学上，他重视渊源法度，认为今草书体由章草省变而出，若草法出于章草，“则高古无失笔”。同时提倡“师古而能变”。
高二适一生以诗书为性命，一日无书则不能生，文革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他帮忙索还原书，曾表示：我在电视上见毛主席家拥有大量的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