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美籍华裔艺术史学者、收藏家王方宇先生曾经说过:“张大千天纵奇才,游戏人间,以超人智慧,宽大胸襟,往还于人世之间,博览群相,四海交游,通达天道、地道、人道,不但精于人生多方技艺,于中国传统伦理亦自有其严格之操守,非浅见之士,所能见其心性。”(《张大千学术论文集》。台湾:历史博物馆,1988年)1

张大千在1949年12月6日乘飞机离开成都时,由于挚友张群(时任西南行政长官)的照顾,被特别允许携带八十公斤的行李。这八十公斤的行李,绝大多数是他历年收藏的古书画,其中也可能有一些古纸、古绢和画具等物品。但是,当时张大千究竟是否顺利携带行李上了飞机?历来的传说版本极多。据说当时同机的还有阎锡山等高官和其他要人的家眷,所以行李已严重超载,故飞机驾驶员拒绝起飞。张大千在晚年的“口述回忆”中,对此事的经过“轻描淡写”地说道:“其实我根本没有敢带多的行李,我太太抱着小女孩,我手里拿着一卷画,那是我收藏中的一两件精品,除此而外什么都没有带。”(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文化,1983年)但张大千并没有说明八十公斤行李之事。2

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版本。黄天才在《张大千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一文(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2010年9月号)中写道:“当时,大千把他历年收藏的‘富可敌国’的珍贵古书画整理了几大包,却无法带走,他求助张群,经张群呈报蒋中正总裁后,由蒋总裁身边的几位亲信侍从人员分别以‘个人随身行李’为名,搭乘蒋总裁专机飞台。当时随侍在蒋总裁身边的专机驾驶、空军武官夏功权、机要秘书曹圣芬、医官熊丸等,都曾帮张大千带运过他珍藏的古书画。”黄天才还写道:“这批古书画能平安脱险,竟动用了如此高层的人际关系,张大千当即决定:他一定要全力维护这批文物,将来如果万不得以要动用这批文物时,他一定会有清楚明白的交代,绝不能辜负曾经帮助他的那些人的好心与期待。”

黄天才是张大千晚年的“忘年至交”,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所说的此事属实,那我们似乎可以解开另外一个“谜案”。就是张大千后来因急需资金,而将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抵押给香港大新银行,后经好友朱省斋的“操作”以二万美金低价售于大陆文物部门,而被人刻意“曝光”。据说当蒋介石在得知此事后为之“震怒”,并因此责怪张群等人。(李永翘《张大千全传》。广州花城,1998年)当年大陆有关部门在香港收购文物时均极为保密,有些档案至今都未“解密”。张大千是一个非常聪明和讲情义的人,他首先感到此事可能是被人“设局”,也不一定是朱省斋所为。其次,他感觉对不起曾经帮助过他的友人,陷朋友于不义境地。所以张大千后来与朱氏“绝交”,并且准备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也算对朋友稍有一个交代

张大千在即将移居南美之前,特邀情同手足的宗弟张目寒从台湾来香港小聚和话别。张大千对张目寒说了移居南美的真实想法:“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他还说一点是:“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其实,张大千当时真正的目的或“野心”,是想要进军欧美的艺术市场。

进军欧美的艺术市场又谈何容易。张大千也深知其中的风险和难度,前景更是难以预料。他要进行周密的市场“布局”,也就是应该先从哪个国家开始“造势”?他首先选择了日本。因为张大千在日本“经营”多年,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也与日本的一批书画商人、收藏家等均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但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是再次纯粹举办个人画展?虽然此前张大千也曾在日本东京举行过个人画展,并且相当的成功,但他此次准备另辟蹊径。

3《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日本东京)

1956年4月7日至18日由朝日新闻社邀请并主办,张大千在东京银座松屋百货公司九楼,隆重举行了《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共展出五十余幅临摹壁画。日本人历来对“敦煌学”和“西域文化”独有情钟,当年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和尚曾继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之后,到敦煌弄走了许多佛教经卷及文物,也为日本的“敦煌学”打下了研究基础。“敦煌学”在日本是一门显学,极受日本政府和文教界高层人士的重视。日本也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大国,有相当广泛的民众基础。此次展览不仅印制了画册,还在画册里附有朝日新闻社特别编绘的《佛教遗迹图》,将中国各地佛教遗迹绘制成图。果不其然,此次《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不仅轰动日本各界,其效应甚至还扩大到欧洲艺坛。真可谓一举成功,旗开得胜。

当时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赴日参观《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并结识张大千,力邀他到巴黎举行壁画临摹展。张大千欣然允诺,打铁趁热,所以在东京的展览一结束,就立即将全部画作装箱空运至巴黎。在六月份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及收藏古画展》,除展出壁画外,还同时展出了收藏的石涛、八大山人画作。法国在欧洲也是一个研究“敦煌学”的学术重镇,西方人虽然不一定看得懂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但对充满了东方和西域特色,且具有抽象风格的敦煌壁画非常有“感觉”。所以此次画展又一次轰动欧陆。

2《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巴黎东方美术馆)

萨尔馆长在画展结束后,又推荐张大千在七月份到巴黎当代美术馆举办《张大千画展》(又名《张大千近作展》)。张大千精心选择了三十幅山水、仕女、人物、花卉等题材的作品,另外在最后还附展几幅临摹的敦煌石窟壁画,以此向欧洲人展示了他多方面的绘画才能。张大千从来不出席自己画展的开幕仪式,但此次萨尔馆长建议他务必要出席开幕式。张大千遂携夫人徐雯波一同莅临画展开幕式。张大千白髯长袍,飘飘欲仙;徐雯波华丽旗袍,高贵妩媚,两人犹如神仙眷侣一般,令法国人大开眼界。而此次画展的展厅亦可能是张大千或萨尔的有意安排,美术馆展厅的东侧是张大千画展,而西侧是马蒂斯画展。所以当法国人在看马蒂斯画展后,又大多观看了张大千画展。这是张大千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个人画展,震撼了巴黎艺坛,也证明了他登陆欧洲艺坛初战告捷。

但张大千在初尝胜果的同时,他仍不满足,又再出“奇招”。他想要去会会在欧洲现代画坛有“教父”之称的毕加索。当时在巴黎的一些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华裔画家朋友,比如赵无极、潘玉良、常玉等人都纷纷劝阻他,要他不要主动去碰那个“老怪物”和“狂人”,以免自讨没趣。萨尔馆长也奉劝张大千,要珍惜自己来自不易的名望和地位,犯不着去碰“钉子”。张大千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也肯定想过其中的利弊得失。因为他知道,如果能够与毕加索成功会面的话,那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将绝对不会小于他的两次画展。此诚如王方宇先生所说“非浅见之士,所能见其心性”也。

4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在巴黎当代美术馆画展

真所谓“名利险中求”,而张大千此次与毕加索的会面居然成功了。果然引起了欧美媒体的大幅报道,再一次吸引了西方人的“眼求”,也标志了张大千尝试登陆欧美艺坛大功告成,以后就是如何持续经营的问题了。后来有许多研究张大千的学者大都对此事津津乐道,以为是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师相知相惜的“佳话”。其实那里洞察到张大千当年真实的意图?其中还有一个插曲,亲友们劝张大千在欧洲举行艺术活动时,要以“教授”自称,因为欧洲人根本就弄不清楚“大师”、“巨匠”之类的称谓。所以毕加索在送给张大千的那幅《牧神图》上,用法文题写的是“张大千教授”。张大千也无愧于“教授”的称号,大风堂弟子遍天下也。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到,张、毕两人当年的会面,是张大千主动要求的,而并非是两厢情愿。张大千自己在晚年也坦承了这一点。

另外,张大千还有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案”。在许多研究张大千的专著和论文中,大都记载张大千和张善孖曾于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日本京都学习染织工艺一事,人云亦云,遂成“信史”。1988年2月,日本东京文化财保护所研究员鹤田武良先生,发表了《张大千的京都留学生涯》一文(《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他查阅了当年京都各个工艺学校、美术学校等的大量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有关张大千和张善孖的注册记录,而且“连姓张的资料都没有发现”。又据与张大千有过交往的日本友人讲,张大千的日语水平,“大约只是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的情况罢了。”所以鹤田先生认为,如果一个留学日本三年,同时又是正式毕业的人,“他的日文程度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当的标准”。那么,张氏兄弟当年究竟在日本做些什么?难道是纯粹的异国冶游?或者仅仅是无学籍和不注册的“旁听生”?在张大千传奇的一生中,充满了许多永远都无法解开之谜。而京都留学之谜,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一个人的成功,必须具备才能和智慧。才能可以培养,而智慧却来自于天赋。但一个人的才能,也对自己智慧的提升极有帮助。才能包括辨别力、应对力、联想力、理解力、判断力和控制力等诸多方面,张大千在此方面均有过人之处。在智慧方面,他知是非,明善恶,辨利弊,一旦有所遴选,就择善固执,永往直前。他烛见人性,通达事理。张大千的才能和智慧,已远远超出他的书画艺术以外和他的同辈之上。

在中国当代画坛上,张大千非常类似于晚明的董其昌,都是有大才能和大智慧之人,而且均是既擅于创造艺术,又长于创写历史的人物。也都深会“知几用神”之理,此乃人生最高境界。在张大千与董其昌身边都有一个神奇的人气凝聚之“场”,他们演绎了一部某些特定人群的社会生活史,故极具研究价值。这个神奇之“场”,在1949年以前,也曾经出现在吴湖帆的身边;而在1949年以后则由张大千来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