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美籍华裔艺术史学者、收藏家王方宇先生曾经说过：“张大千天纵奇才，游戏人间，以超人智慧，宽大胸襟，往还于人世之间，博览群相，四海交游，通达天道、地道、人道，不但精于人生多方技艺，于中国传统伦理亦自有其严格之操守，非浅见之士，所能见其心性。”(《张大千学术论文集》。台湾：历史博物馆，1988年)
张大千在1949年12月6日乘飞机离开成都时，由于挚友张群(时任西南行政长官)的照顾，被特别允许携带八十公斤的行李。这八十公斤的行李，绝大多数是他历年收藏的古书画，其中也可能有一些古纸、古绢和画具等物品。但是，当时张大千究竟是否顺利携带行李上了飞机?历来的传说版本极多。据说当时同机的还有阎锡山等高官和其他要人的家眷，所以行李已严重超载，故飞机驾驶员拒绝起飞。张大千在晚年的“口述回忆”中，对此事的经过“轻描淡写”地说道：“其实我根本没有敢带多的行李，我太太抱着小女孩，我手里拿着一卷画，那是我收藏中的一两件精品，除此而外什么都没有带。”(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文化，1983年)但张大千并没有说明八十公斤行李之事。
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版本。黄天才在《张大千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一文(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2010年9月号)中写道：“当时，大千把他历年收藏的‘富可敌国’的珍贵古书画整理了几大包，却无法带走，他求助张群，经张群呈报蒋中正总裁后，由蒋总裁身边的几位亲信侍从人员分别以‘个人随身行李’为名，搭乘蒋总裁专机飞台。当时随侍在蒋总裁身边的专机驾驶、空军武官夏功权、机要秘书曹圣芬、医官熊丸等，都曾帮张大千带运过他珍藏的古书画。”黄天才还写道：“这批古书画能平安脱险，竟动用了如此高层的人际关系，张大千当即决定：他一定要全力维护这批文物，将来如果万不得以要动用这批文物时，他一定会有清楚明白的交代，绝不能辜负曾经帮助他的那些人的好心与期待。”
黄天才是张大千晚年的“忘年至交”，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所说的此事属实，那我们似乎可以解开另外一个“谜案”。就是张大千后来因急需资金，而将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抵押给香港大新银行，后经好友朱省斋的“操作”以二万美金低价售于大陆文物部门，而被人刻意“曝光”。据说当蒋介石在得知此事后为之“震怒”，并因此责怪张群等人。(李永翘《张大千全传》。广州花城，1998年)当年大陆有关部门在香港收购文物时均极为保密，有些档案至今都未“解密”。张大千是一个非常聪明和讲情义的人，他首先感到此事可能是被人“设局”，也不一定是朱省斋所为。其次，他感觉对不起曾经帮助过他的友人，陷朋友于不义境地。所以张大千后来与朱氏“绝交”，并且准备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也算对朋友稍有一个交代
张大千在即将移居南美之前，特邀情同手足的宗弟张目寒从台湾来香港小聚和话别。张大千对张目寒说了移居南美的真实想法：“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他还说一点是：“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其实，张大千当时真正的目的或“野心”，是想要进军欧美的艺术市场。
进军欧美的艺术市场又谈何容易。张大千也深知其中的风险和难度，前景更是难以预料。他要进行周密的市场“布局”，也就是应该先从哪个国家开始“造势”?他首先选择了日本。因为张大千在日本“经营”多年，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也与日本的一批书画商人、收藏家等均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但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是再次纯粹举办个人画展?虽然此前张大千也曾在日本东京举行过个人画展，并且相当的成功，但他此次准备另辟蹊径。
《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日本东京)
1956年4月7日至18日由朝日新闻社邀请并主办，张大千在东京银座松屋百货公司九楼，隆重举行了《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共展出五十余幅临摹壁画。日本人历来对“敦煌学”和“西域文化”独有情钟，当年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和尚曾继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之后，到敦煌弄走了许多佛教经卷及文物，也为日本的“敦煌学”打下了研究基础。“敦煌学”在日本是一门显学，极受日本政府和文教界高层人士的重视。日本也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大国，有相当广泛的民众基础。此次展览不仅印制了画册，还在画册里附有朝日新闻社特别编绘的《佛教遗迹图》，将中国各地佛教遗迹绘制成图。果不其然，此次《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不仅轰动日本各界，其效应甚至还扩大到欧洲艺坛。真可谓一举成功，旗开得胜。
当时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赴日参观《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并结识张大千，力邀他到巴黎举行壁画临摹展。张大千欣然允诺，打铁趁热，所以在东京的展览一结束，就立即将全部画作装箱空运至巴黎。在六月份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及收藏古画展》，除展出壁画外，还同时展出了收藏的石涛、八大山人画作。法国在欧洲也是一个研究“敦煌学”的学术重镇，西方人虽然不一定看得懂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但对充满了东方和西域特色，且具有抽象风格的敦煌壁画非常有“感觉”。所以此次画展又一次轰动欧陆。
《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巴黎东方美术馆)
萨尔馆长在画展结束后，又推荐张大千在七月份到巴黎当代美术馆举办《张大千画展》(又名《张大千近作展》)。张大千精心选择了三十幅山水、仕女、人物、花卉等题材的作品，另外在最后还附展几幅临摹的敦煌石窟壁画，以此向欧洲人展示了他多方面的绘画才能。张大千从来不出席自己画展的开幕仪式，但此次萨尔馆长建议他务必要出席开幕式。张大千遂携夫人徐雯波一同莅临画展开幕式。张大千白髯长袍，飘飘欲仙;徐雯波华丽旗袍，高贵妩媚，两人犹如神仙眷侣一般，令法国人大开眼界。而此次画展的展厅亦可能是张大千或萨尔的有意安排，美术馆展厅的东侧是张大千画展，而西侧是马蒂斯画展。所以当法国人在看马蒂斯画展后，又大多观看了张大千画展。这是张大千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个人画展，震撼了巴黎艺坛，也证明了他登陆欧洲艺坛初战告捷。
但张大千在初尝胜果的同时，他仍不满足，又再出“奇招”。他想要去会会在欧洲现代画坛有“教父”之称的毕加索。当时在巴黎的一些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华裔画家朋友，比如赵无极、潘玉良、常玉等人都纷纷劝阻他，要他不要主动去碰那个“老怪物”和“狂人”，以免自讨没趣。萨尔馆长也奉劝张大千，要珍惜自己来自不易的名望和地位，犯不着去碰“钉子”。张大千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也肯定想过其中的利弊得失。因为他知道，如果能够与毕加索成功会面的话，那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将绝对不会小于他的两次画展。此诚如王方宇先生所说“非浅见之士，所能见其心性”也。
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在巴黎当代美术馆画展
真所谓“名利险中求”，而张大千此次与毕加索的会面居然成功了。果然引起了欧美媒体的大幅报道，再一次吸引了西方人的“眼求”，也标志了张大千尝试登陆欧美艺坛大功告成，以后就是如何持续经营的问题了。后来有许多研究张大千的学者大都对此事津津乐道，以为是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师相知相惜的“佳话”。其实那里洞察到张大千当年真实的意图?其中还有一个插曲，亲友们劝张大千在欧洲举行艺术活动时，要以“教授”自称，因为欧洲人根本就弄不清楚“大师”、“巨匠”之类的称谓。所以毕加索在送给张大千的那幅《牧神图》上，用法文题写的是“张大千教授”。张大千也无愧于“教授”的称号，大风堂弟子遍天下也。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到，张、毕两人当年的会面，是张大千主动要求的，而并非是两厢情愿。张大千自己在晚年也坦承了这一点。
另外，张大千还有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案”。在许多研究张大千的专著和论文中，大都记载张大千和张善孖曾于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日本京都学习染织工艺一事，人云亦云，遂成“信史”。1988年2月，日本东京文化财保护所研究员鹤田武良先生，发表了《张大千的京都留学生涯》一文(《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他查阅了当年京都各个工艺学校、美术学校等的大量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有关张大千和张善孖的注册记录，而且“连姓张的资料都没有发现”。又据与张大千有过交往的日本友人讲，张大千的日语水平，“大约只是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的情况罢了。”所以鹤田先生认为，如果一个留学日本三年，同时又是正式毕业的人，“他的日文程度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当的标准”。那么，张氏兄弟当年究竟在日本做些什么?难道是纯粹的异国冶游?或者仅仅是无学籍和不注册的“旁听生”?在张大千传奇的一生中，充满了许多永远都无法解开之谜。而京都留学之谜，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一个人的成功，必须具备才能和智慧。才能可以培养，而智慧却来自于天赋。但一个人的才能，也对自己智慧的提升极有帮助。才能包括辨别力、应对力、联想力、理解力、判断力和控制力等诸多方面，张大千在此方面均有过人之处。在智慧方面，他知是非，明善恶，辨利弊，一旦有所遴选，就择善固执，永往直前。他烛见人性，通达事理。张大千的才能和智慧，已远远超出他的书画艺术以外和他的同辈之上。
在中国当代画坛上，张大千非常类似于晚明的董其昌，都是有大才能和大智慧之人，而且均是既擅于创造艺术，又长于创写历史的人物。也都深会“知几用神”之理，此乃人生最高境界。在张大千与董其昌身边都有一个神奇的人气凝聚之“场”，他们演绎了一部某些特定人群的社会生活史，故极具研究价值。这个神奇之“场”，在1949年以前，也曾经出现在吴湖帆的身边;而在1949年以后则由张大千来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