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相当有气质的时代。那些翩翩佳公子，虽然也是士族土豪，却比今天的暴发户们玩的层次高多了。这不，王献之同学出名的地方，可不是他买了多少豪车、有多少豪华的后宫团，而是吃药时兴起，随手用裹药丸的纸擦巴擦巴，就是一篇千古佳作。
那帮人无论是文字还是书法都随手拈来，那份气质与功夫都是一等一的妙，想不牛都不行!
今天就先欣赏王献之的《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写道：“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此帖据说是王献之存世的唯一真迹，也有人说是唐人摹本，宁愿它是摹本，这样我辈后人读帖时能多一分惆怅与罔恋。
在艺术上，惆怅与罔恋有时候比欢喜与满足格调来得高，文学中写悲剧的作品明显比写喜剧的艺术价值大，《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桃花扇》可以不朽，《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这些才子佳人之类大团圆的东西看过即忘。
这一笔扯远了，只说王献之的书法，他的字风格与其父仿佛，但脱去了王羲之的形骸。从见到的墨迹照片看，王羲之，富中有逸气，毕竟是逸少;王献之，富中有贵气，到底是大令;朝玄虚上说，王献之的字有病气。
王献之多病，故帖中常常提到药，鸭头丸是种药，医书上说主治“水肿，面赤烦渴，面目肢体悉肿，腹胀喘急，小便涩少”。他另一名帖《地黄汤帖》提到的地黄汤也是味药。
今人谈到书法，第一想到的就是碑帖。“碑”和“帖”，原是两个概念。歌功颂德、立传、纪事的文字，镌刻后立于某纪念处的称“碑”。关于“帖”，欧阳修做过定义：“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欧阳修倒无意中点出了晋人法帖比魏碑、唐楷、宋书的高明所在——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也就是家常。
晋人法帖是油盐柴米之间留下的一些片段，魏碑当然好，唐楷也不坏，但太刻意了，远远不及晋人随便。宋以后，书的味道减弱，法的规矩增加，艺术上规矩越多，成就越小。晋人法帖有平淡生活中流露出来的气息。寄给友人的短信，随手写下的便条，不必正襟危坐地对待，也没有装裱悬挂的念头，笔墨间方有真性情的流露，唯其不经意，愈见真性情。
前些时读蒋勋文章，他说有回台静农先生拿出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说：“ 就这么两行，也不见怎么好。”第一次见今人批评王献之，觉得新奇，所以记住了。唐太宗曾说王献之有“翰墨之病”，大约不无道理。
王献之的书法视角是家常的(如果视角可以用家常来形容的话)，因为家常，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味虽足，我还是觉得亲切。不像唐宋后人，唐宋人的书法当然好，但他们的书法里有刻意的成分(《祭侄稿》除外)。到了明清，笔墨在宣纸上几乎成表演了，话剧表演，明清的书法家都是话剧演员，尽管他们演技那么好，但毕竟站在舞台上。
演话剧当然好玩，过日子更不易。把日子过好，何其难哉!在当下，我越发迷恋晋人法帖。鸭头丸虽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还是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