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与结体，谁上谁下，既不是并行，也不是绝对谁上谁下。
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是赵孟頫说这个话?
为什么是他提出，用笔为上?
想想，为什么只有到他才这么讲?
我前天发过关于赵的文章，他是赵宋皇家子弟，从小受过极好的训练，笔法上好到极致。在他的书法里，几乎没有任何败笔、乱笔，几乎在任何作品中，他的用笔，每一笔，都力求尽善尽美。无论是行书、小楷、大楷，他的作品的完美，都是由细微到每一笔上的完美所驱动的，然后由这些笔笔完美的用笔，构成结体完善的字。
中国古代，很少有像他这样对用笔追求到极致的，他的作品，或者说他创作的风格中，筑基于笔法上的精妙、完美，笔笔完美构成整体上的完善，这是他在书法上的追求。
所以对他来说，用笔为上，肯定是正确的。
我们将用笔为上这句话，移到别人身上，行吗?
不一定。所以我前面讲了，这是基于赵自身的书写方式、创作风格，给出的结论。
拿董其昌、傅山来说吧!
如果说，用笔为上，这个话套到傅山身上，那就全完了。傅山每一笔单独拎出来，你怎么去说用笔为上? 写那样子没法单独说它就“上”了。对他来说，他更重视对线条、结构、空间感的处理，结体为上，这是肯定的。
不是激动啊，因为这是一年前讲过的东西，我发现当时随想随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发起来特别轻松哈哈!
再看董其昌。这个人很复杂，我既推崇他，又反对他。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明，到底董其昌的书法是好还是不好?比如陈忠康就对董其昌推崇得不得了。
很多人读过我写的三篇关于董其昌书法的解读长文吧?我也推崇他，但我对他的技法上的深度，是有保留的。
如果对用笔与结体孰上作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是要视创作者具体的表现手法，他的风格决定了是重视用笔，还是更着重表现结体。
比如张旭的古诗四首，用笔应该不如结体重要，或者可以线条上需要很好的领悟，但用笔的技巧上并不极致追求;怀素的自叙帖呢，用笔与结体几乎同等重要;孙过庭书谱呢，肯定是用笔为上，结体次之。总体来说，写二王一路的，基本上以用笔为上，结体次之或同等;写颜行一路的，用笔与结体谁上，要看当事人表现手法上的侧重点。
有人提到启功，他就是重结体，在他笔下就是结体为上，黄金分割嘛，所以他的书法局限也在那里，笔法上的趣味不够丰富，而在整体框架上实现了结体比率上的美。
【春风拂晓】前几年好像书法界极少去学赵推崇赵。二年前开始推赵，今年起看到说赵文章也多了起来。这跟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有关吗?
【书法君】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近现代，基本上很多人对赵的用笔为上持否定态度。为什么呢?往前看三十年，那个时代的人笔法上的基础没筑好，用笔是比较弱的，他们在书坛上位后，必然会弱化对用笔的推崇。所以前些年赵子昂的地位一直不怎么高，老是被批评。
我再继续讲一点，拿赵与董说事。
董一生都在踩赵，老想站在赵的头上踩几脚。 但最终，他的书法成就与地位，与赵不在一个级数上。
董其昌说：恨赵吴兴有此墨迹(指《十三行》)，未尽其趣。盖吴兴所少正《洛神》疏隽之法。使我得之，政当不啻也。就是说，赵子昂的字好，是因为他能见洛神赋十三行的墨迹，要是我也能见到，肯定不比他差。
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意思是说，赵临古人的字帖，十分中有一分像，我临来有七分像。
这是赤裸裸的吹牛啊。
总之，董一生都在对越表示不屑。临到老时承认了：“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
这两人，历来都被比来比去，我也来比一下。
赵为用笔为上，董好像没特别说过，但对用笔的着力，肯定远不如赵。
赵对每一笔都力求完美微妙，董呢，他走的是禅路子，虚无恬淡清和，用笔常常绕来绕去有仙灵气，而脚不生跟、不踏实地，他的用笔常常是虚的，用笔孱弱得多。
但董这个人很矛盾。
他一生夸诩，比如说“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什么意思?三年后不拿正眼瞧文、祝二人，这口气多牛啊。
但他有时候也说：“此余已丑所临也，今又十年矣，笔法似昔未有增长，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他充满了比较与自省，自负与自卑，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总之这个人充满了矛盾。
所以，在他的书法里，有很传统的一面，着力贴近二王，写得是真不错，特别是扇面作品，但更多则是一些漫不着力的字，在用笔上孱弱虚无，当然也出来了一种虚和恬淡的意境。
也就是说，赵、董二人，都是基于传统的，都是来源于二王，那么，问题来了：
前面我说了，赵子昂等人走二王一路的传统路子，大多追求用笔为上，我也说赵说的是对的，而董也走传统却似乎不是用笔为上，这不就矛盾了吗? 这不就是说明用笔可以不至上了吗?
从赵、董二人的书法成就上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判断的参考：赵以可谓伟大的成就，说明了他“用笔为上、结体亦需用工”，说的对，做的也对。 而董氏不求用笔上的精致变化，在他书法里，追求的是虚无近禅的意境与趣味。这两人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用笔的观点会有不同。
我们再从二人所产生的影响来比较。清初康熙年推崇董的书法，整个书坛都笼罩在董香光的影子里;直到乾隆时期却推崇赵的书法，学赵的风气大起。历来有一个认识，就是清朝前期的书法靡靡不振，到乾隆往后，才越来越昌盛。
大量碑刻的出土，碑学的兴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清朝中后期书法上更重尊重传统、重视笔法，不再玩董其昌那种绕来绕去的虚无恬淡的东西。
我们知道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董字靡弱，追求禅意的虚无意境，入主中原根基未稳，清初统治者是最乐见汉人如此的，不喜欢硬朗的风格。我好像在哪一篇文章里有分析过。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赵与董二人的自身成就，还是他们对书法带来的影响来看，历史证明了赵的说法、做法是对的。
在赵孟頫的那一条书法之路上，“用笔至上，结字亦须用工”，确实是他践行出来的真理。不必再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