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具有完整体系的汉字。它是由刀(多为青铜刀，也有碧玉刀)在龟甲或兽骨上刻画而成。
在商代之前半坡氏族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原始社会晚期彩陶器皿上的复刻符号，有113个之多，但这些刻画痕迹只能说是具备一种有文字功能的指事性和记事性符号，缺乏文字学领域应具备的系统性，更不能说是“书法”了，但当把它作为一种书写外观来考察，这些符号(线条)的组合已开始注意到形式的变化;单个线条的形态呈现出直线、斜线甚至弧形线的线形特征;在线条契刻中有力度深浅之别(呈现出粗细)等，诸如此类，又与殷商甲骨、金文有一定范围的暗合，所以虽然不能说其为“书法作品”，但暂且认为它们是“书法艺术的远祖”倒是有一定的文字实物资料作依据的。
夏朝是否有文字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的大口尊与其他器物上也发现刻画符号二十多种，与商代甲骨文在结构、形体上有相似之处，“若以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合与商代甲骨文契刻特点作一番仔细比较之后，其结果是令人惊讶的：两者的刻画力度、深浅以及运刀手法是那样相近。直线、横线、斜线、弧形的笔顺，几乎都是从右向左、自上而下。弧的形成，也是连绵不断而无间隔”。所以虽不能说夏朝的刻画符号是书法，但这些确确实实是在商代成熟的文字体系之前文字演化的漫漫旅途中一个一个坚实的积累，而且如此成熟的商代甲骨文不可能一朝之内快速形成，它必经一个符合事物发展渐进性的原理而后才能成为可能。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国子监祭祀酒王懿荣(1845-1900年)及其门客刘鹗(字铁云，1857-1909年)在中药中偶然发现甲骨文。1903年刘鄂将其收藏的甲骨，通过分类、筛选、整理、拓印成册，取名《铁云藏龟》，其六册，全书收入刻有文字的甲骨1058片，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著录甲骨文的著作。
近现代对甲骨研究卓有贡献的有孙诒让(1848-1908年)、罗振玉(1866-1940年)、王国维(1877一1927年)、董作宾(1895-1964年)等人。根据董作宾先生的分析，甲骨文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武丁时期。大字气势磅礴，小字秀丽端庄。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期。字迹工整，有浓重的装饰意味。
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草率粗糙。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苍劲洒落。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工整严密。
甲骨文发现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在文字学上，这种形态完整、规则严密的文字体系的出现标志在遥远的殷商，中国已出现成熟的汉字。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通过对甲骨文的临写或集字创作，使这种龟甲兽骨上文字的原始形态逐渐演化成书法艺术视野中的一种书体。
从甲骨文的制作方式上，我们可以获得对甲骨文书风特点的认识。
一、从线条上看。甲骨文是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划(大多采取单刀方式)，两者都较坚硬，不易表现圆雄、粗壮的线条，在组合字形的时候只能以线条而不易用块面的形式来表现，所以笔画形态比较单一，多呈直线或折线状，即使出现弧形线，其弧度也较大，偶尔出现的圆形，也多以较短的弧形线拼接而成，留下质地明显的刀锋走过的痕迹。正因此，甲骨文线条的视觉形象往往具有瘦硬、尖刻、爽直、匀称的特点。
二、从结构上看。甲骨文的单字造型多为纵势长形，这种“长形”有其产生的机理，即与其排列有关。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到法，显然早在商代后期之前就已经确立，所以在中骨文里，不少原来宽度比较大的字，如‘犬’、‘豸’、‘疒’、‘虎’等字，已经由直排的需要而改变了字形的方向。”
对称性是其结构的另一显著特点，这也许是先人在对称均衡方面的朴素表现。
另外在章法上的突出贡献。
其一，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方式的确立。
其二，纵无行、横无列，纵横取势，错落有致。
根据整体(整块龟板)形状来布局安排内容。此处所列不过为可视层面一些要素组合，还没有触及到这种章法何以成为一种超稳定的书写机制和艺术机制的原由。所有这些都为后世书法创作在形式感塑造方面提供了最初范式，而当一切原初的敏感被固定为所谓的“理法”之后，艺术将渐趋僵化，回首一下瓦釜时代先民的创造精神，定会为日新疲惫的形式审美送来缕缕清新的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