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书法实在是一个烂漫鲜活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叫斯文赫定的瑞典人于光绪25年(1899年)首先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楼兰遗址中发掘到120余枚晋代木简而拉开序幕的，此后这个领域奇迹不断：
1901年在新疆于阗遗址、楼兰遗址
1906-1908年在甘肃敦煌
1930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新疆罗布淖尔
1959-1972在甘肃武威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
1973年在甘肃甘谷、河北定县、湖北江陵凤凰山
1972-1974年在古居延海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
1978年在青海大通
1983-1986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
1986年在江苏仪征胥
……
以上这些地方陆续发现出土了数万计的竹木简牍，从成书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西汉到东汉时期、且以西汉为多，故统称“西汉简牍书法”。竹木简牍书法的出土改写了历史。
西汉时期隶书已经普遍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种隶书的普遍应用肯定有一段时间的演变过渡，即由秦篆到隶书的“隶变”。重大的文字变革——“隶变”能在短期内完成起码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在秦篆通行之际，下层民间已经孕育了隶书的萌芽。从出土汉简上看、西汉早期(文帝、景帝及之前)的简牍(帛)书——“古隶”，乃篆书的俗写体的简化，然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字体较前又有进化，成熟隶书的许多因素在这个时段日趋活跃。二是隶书书写的便捷使其在民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西汉中晚期隶书已经十分成熟，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书于武帝、宜帝、元帝、成帝时期)向我们昭示了隶书逐渐成熟的过程卜一般把书于宜帝时期的河北定县木简作为隶书成熟即“八分书”的标志)，其特点是;用笔逆入平出，主笔呈“蚕头雁尾”之势，线条波磔明显;左下斜向，右下斜向的笔画收笔多上挑。结构横向取势，方阔平整，左右背分(背靠背，里对称状，八分即背分)。
线条的一波三折和体势的左右分展是八分书最明显的标志。浩瀚辉煌的汉碑体系——东汉隶书碑版(甚至包括具有鲜明个格特征的摩崖)也不过是西汉民间书体的进一步法则化、规范化而已，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孔氏诸碑等都是八分成熟的有力表现。
二、“西汉简牍书法”的笔法流变展现了新书体笔法的初露端倪。其一是章草笔法。字势还是横向取势、但自然地削去了起笔的顿头，中途笔多为“滑”行，波磔明显减少(一些捺画收尾、长竖收尾、钩除外)，点画的简省、连带开始出现。其二是行书、楷书、今草笔法。在一些字例中已能见到相对的行书、楷书笔法，笔画组合开始讲究粗细、形态的变化。有些字因速度较快，字内的笔画呼应和穿插避让、上下字之间的贯气等今草特征也有一定的规模。
“西汉简牍书法”中，《居延汉简》是一典型代表。
这一批简牍书法诞生在西汉晚期，有两万余枚，内容均为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管辖区内的屯戍文书。这个地方古代属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居延汉简的名称由此而来。
相对于正规的刻石书，汉简隶书无疑显得草率，它不需要正规，需要的是时间和效率。从居延汉简的内容上看，无所不记：大到军务的传命交涉，贸易往来，小到被告的口供，甚至马匹管理…… 事无巨细，应有尽有。而且作为这些文书的书写者——军队中的下级官吏、甚至普通将士，常年在大漠风沙的吹打下，在落日长河的余晖里，他不会有文人雅士的优游和闲适，他只有粗犷和率真，在这无遮拦的世界中，却更能显露出人的本真和天性。
汉简隶书是草率的，但《居延汉简》中许多笔迹更草率，然而，它却带来了另一种书体的将要辉煌，那就是章草。
书写《居延汉简》类章草简牍书法，首先要明其理，晓其来源，即脱胎于篆书，所以线条的内质还是以圆浑遒劲为上。今人写简牍，只求其形，线条偏扁单薄，了无深趣。另外夸大突出笔道，如捺面的收尾、长竖、竖弯钩等，以为此类特征笔阃小深入，表现不了汉简的神韵，实乃恶俗至极，品质顿失。
“明理”之后，先深挖汉简书法的线性特征。《居延汉简》类简牍书法用意多在即兴而为，对于成熟隶书的法理，不是十分计较。所以其”性”大于“法”，即线条的起笔、行笔、收笔等有规律的“藏锋护尾”，在汉简中不作过多的考虑，故常见起笔中侧多样;平势运行却含轻重缓急之变;收笔没有顿势雁尾，却具弹性美感。
再深究其章法布局之巧妙。汉简书法布局上不计疏密安排的既定规则，常常“犯界”——字与字之间的碰撞，这是后世书法布局的大忌，特别是成熟的草书类作品，然汉简却因此获得了黑白空间对比的另一层神韵。
另外一个问题，即过于潦草。须知草书不等于“潦草”，它有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在汉代人看来也许不是一种技巧上的规定，只是随性而至，然而到了后来，在书体演变的漫漫旅途上又有新的征象，“相对于汉简隶书(如古隶)而言，章草又是更草率、更不正规的;而汉简隶书却摇身一变而成为正规者，其间所包含的正草关系及互相间的转换，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人地思考书法史上的种种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