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封建的科举制度下，文人为了求取功名，研究和书写那些端正死板、缺乏生气的馆阁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不少文人提倡碑学，康有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康有为不但敢于从理论上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从实践中创写出了独特风格的康体。康有为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书法上，康有为以宏富和鲜明的书学理论夺得一席之地。康有为书法有着结体开张、奔放不羁的强烈书风，一般都说人的性格与书法有着联系，这也折射出他那种狂放不羁的性格。其书法得《石门铭》、《经石峪》最多，尤其是作榜书、对联，大气磅礴、气势淋漓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然而他这一书风的形成，也是他从最初的学唐宋到后来不断地向北魏“变法”而得来。对待书法艺术上他也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
康有为书法行草学苏轼、米芾。其推崇碑学，贬低帖学。其书作气息、规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苏、米嗣音甚微。其论述推崇碑学的书法论作品为一八八九年所作的《广艺舟双揖》，这一立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奠定了康氏作为一代书学大师的基础。虽然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书法论在当时得到大多数的认可，是因为宋元以来，学者只知帖学，很少乃至每注意到碑学，而且帖学发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边缘，然而康有为虽身处其中，却由于见闻甚广，认为清代前、中期的以“帖学”、唐碑为楷的流弊，都是宋、明人的重钩、翻摹之本，走样失神是必然之事。(他的这一观点，也是梁启超所特别强调的书法论，尽管师徒俩的政治观点最终因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书法美学上，他俩的态度倒始终如康有为的书法。)在此故而心游万仞，从帖学中挣脱出来，振臂一呼，便很快赢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加之金石考据之学大兴，于是碑学盛极一时。
《广艺舟双揖》又名《书镜》，是晚清继包世臣《艺舟双揖》后力倡碑学的又一部书论集，书名也是据前者“扩广”而来。后来郑逸梅曾在《艺林散叶》中说：包世臣论文论书，乃成《艺舟双揖》;而康著袭其名《广艺舟双揖》却只论书，未及文，故当时有人讥之应称《艺舟单榴》才对。康有为闻此言后也无话可说，后来重刻此书时果然更名为《书镜》。
这书反映了康有为思想保守的一面，他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变”，不是努力去破坏旧的，创造新的，而是主张回到古代去。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的书法才是完美的，而唐以后则每况愈下。他不承认唐代书家变古法是一种创新，反而指责“名家为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这样，他在指导思想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混乱境地。
康有为的书法，各有说词，说好者捧之为天，低毁者贬之于地。如白蕉就曾说:“康长素本是狂士，好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然而，沙孟海先生在《清代书法概说》中又说:“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最为绝诣……气魄从《石门铭》、《泰山金刚经》出来，真可以雄视一世。”从后者评价可以看出康有为的书法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如今所见的康有为书法，大多都是其中晚期的作品。康写字赠人，从不写“指教”、“正之”类的客套语。他晚年书，对联以五言为多，其中最爱写的一联是:“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有人说康有为为人性格古板，无甚情趣。在此讲述一段康有为的趣闻：在日本时，有一次为友人新婚题词，康氏给新郎新娘写了“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八字。旁人不明何意，他笑说:“每字添一笔，即可。”原来是祝福新人“同用工夫，早生佳子”。由此可见，康有为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无趣。
康有为不仅是位为书法家，也是位思想家，其思想的演变从早年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这也是因为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而且后来受张鼎华的影响。在1879年时，他在家乡西樵山结识了张鼎华，在张鼎华的指引下，康有为开始接解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逐渐打开了眼界。由于坚持儒教正统，他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
康有为在中学西学思想内激荡。在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往往言与行南辕北辙。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在颠簸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康有为一共娶了六位太太，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华侨，一位是日本人。
有些人对康有为的思想颇有争议，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这个转变使其他在政坛地位直线下滑。
在政治上，像待书法艺术上一样，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康有为说:“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他还以政治变革的大势来譬喻朽法:“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其中就有有名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康有为作为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基本纲领。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后来导致康氏的“变法”是失败了;但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的“变法”与“求新”，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出身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而且每个头衔上都可加上“著名”二字。
康有为是个极度自负而狂妄的人，而且自负狂妄得近乎有点“迂腐”。比如康氏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代，就以“康圣人”自居，并别号“长素”，意思是比“素王”孔夫子还略高一筹。在治学上，大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百日维新时，一天在“朝房”康有为与“后党”的关键人物荣禄相遇，两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竟愤然回答说:“怎么不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可见其在政治上的极不成熟。已至于后来变法失败，在老外的帮助下，亡命天涯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