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自北宋沿行至清代,似乎难以翻出新意,加上康熙喜董、乾隆爱赵,于是赵、董之书,一时风靡天下,陈陈相因,千人一面。故乾隆之设,一些书法家穷则思变,江湖上有金农、郑燮之辈,而廊庙上则要数刘墉了。由于求新变而异众,故自然会遭到苛刻的议论。当时有人认为刘墉的字“如枯禅人定”,笑他抛却前人的长处,一门心思写自己一路。广为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乾嘉间在北京谈到书法,都推重翁方纲和刘墉两家。戈源是翁方纲之婿,又是刘墉的门人,一次拿了刘的字去见翁,翁就说:“去问你老师,哪一笔是古人的?”戈源将这话告诉了刘墉,刘就说:“我是自己写自己的字,去问你岳父,他有哪一笔是自己的。“当时无论是物议还是自述都说明刘墉在书法上是刻意新变,摆脱前人的束缚来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的。
刘墉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干嘉庆九年(1804),享年八十六。字崇如,号石庵、木庵、青原、东武、香岩、助斋、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乾隆辛未(1751)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溢文清。关于刘墉的书法渊源,前人众说纷纭。有说他早年从赵体人手,也有说是学习董其昌。中年以后兼取苏字之丰腴,脱出窠臼,自成一家。誉之者谓其直人魏晋堂澳,得力于锤既。亦有谓其集帖学之大成。包世臣更在《艺舟双棋》,扣称其“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盖山东多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之所以过华亭也。”若说刘墉初学赵、董,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必由之路。其字丰腴.多用很笔,确近乎苏。古人取法以高古相尚,帖学派以晋为源泉,故刘墉出人魏晋亦理所当然。据说刘墉晚年,包世臣曾渴见过他,评古论今时,刘墉要包世臣评他的书法,包以为是得法于奄其昌,刘墉觉得这是把他给看低了,自认为其字以拙取性,是继承的钟繇。而包世臣则辩说一番,指出钟繇除《乙瑛》、《受禅》二八分书碑外,无可信的书迹流传(二碑其实亦非钟繇所书),难道愿惫承认自己是继承伪迹的吗?刘墉未再接口。因此讲自己是继承钟繇,也只是古人一贯采用的“托古”之说而已,至于说刘墉晚年稍得北碑余绪,即便胜董,这是包世臣为其推尊北碑张本。其时碑学未兴,文人学者皆以北碑狠恶拙陋而不屑顾,刘墉当时望高位尊,且已年迈力衰,是断不会再去学习北碑的。


刘墉的书法有着强烈的个性和特色,这在清代碑学未兴前.书家中是极为突出的.但是个性和特色中往往总会蕴含着习气。钱泳《履园丛话》中记有当时几位前辈书家相互嘲讽的事:“文清(刘墉)笑侍讲(梁同书)为灶下老牌,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王文治)笑两公(刘墉、梁同书),两公亦笑太守。”刘墉在用笔上大起大落,颇有创新,钱泳以为这是“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其实这恰是刘墉变化前人之处。但是由于按笔、顿驻时太粗肥,加上墨浓,虽在布白上以疏空救之,还是觉得黑气迫人.故有“滕公佳城”之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