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与「质」摭以兼通最难。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古「质」而今「妍」，虔礼所论汉魏钟、张与东晋二王即如此也。「旧唐书」文苑传叙所谓「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于书则贵能文质相生，古不乖时而得「质」，今不同弊取其「文」。清以来书家所求碑帖之融，实亦不外「文」「质」两合也。
【2】钟元常专工楷，张伯英精于草，右军兼工楷、草，虽「专工」少劣，而「博涉」多优。此虔礼所论右军也。极虑专精已难，况博涉会通乎?!书艺一道，以通驭专为要，心手会归，同源而生异派;转用之术，共树而可分条。此右军所以包前孕后，古今独立，生「平和」「险绝」两脉而相延也。
【3】书者，含「艺」蕴「文」也。笔法、形态、审美，「艺」之所求也;诗意、学养、哲思，「文」之所寄也。书之「艺」，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为旨，然未入其门者，难窥其奥者也。故学书首重通笔法，各体形态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不必厚此薄彼也。虔礼所谓「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即论笔法之要。通笔法求其「形」，重审美致其「情」，所谓「风神」「妍润」「枯劲」「闲雅」皆形之所传也。
【4】书重气格，气格何来?书家天秉外，亦在于陶治也。南朝梁刘彦和论「体性」云「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即是此意。东晋士人互相陶染，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此东晋士人书风所以盛，气格所以高也。
【5】书重融通，虔礼论真草两体有「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语，重书体「静」「动」之合，以「点画」「使转」为两体形神之要，尤见要害。又云「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重创作中书体之「合」，或内或外，或明或暗，或主或次，或整体或局部，皆求其会通也。
【6】书如其人，极重器识。「新唐书」之裴行俭有云「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信也。器宇闳大，则贯通圆融。然一时而书，亦有乖有合。虔礼有「五乖」「五合」论，或重「神」，或重「惠」，或重「时」，或重「器」，或重「兴」，书家若「五合」交臻，可得神融笔畅，陶然之乐也。
【7】虔礼论笔法之要以「执」「使」「转」「用」四字概之，极见其旨。「执」之深浅长短，「使」之纵横牵掣，「转」之钩镮盘纡，「用」之点画向背，可窥笔法本源。黄山谷「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米南宫「字之八面」，赵子昂「用笔千古不易」、董香光论米南宫「无垂不缩、无往不収」语等皆不外乎此也。
【8】书者，抒情也。虔礼论书与文同，非惟以点画论，而以「情」论之，「形」随「情」变，所谓「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此书之本也。笔之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然失其情，理乖其法，非成体也。传蔡邕「笔论」重「为书之体，须入其形」，更求「欲书先散怀抱」，亦复此意。虔礼由「散」进而论「情」，申其要者。宋儒有「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语，书亦如此，篇章一体，每字亦一体，皆随「情」而变，随「势」而生。
【9】「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此虔礼论「思」「学」辨证也。学书之道，不外「思」与「学」。不「思」者，不能贯通;不「学」者，不能得法。虔礼评右军「末年多妙」缘自「思虑通审」，此论「思」之得;又云「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此论「学」之要。吾倡「正见力学」在于「学」，「圆融神明」在于「思」。
【10】书之「风」与「骨」论精神与点画之合，即「神采」与「形质」。观神采而依形质，虔礼论书「众妙攸会，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重形之「骨」，而后论形外之意。传王僧虔所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意在「形质」之上而观「神采」，非不重「形质」。南朝刘彦和论文「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实与书道同。唐张怀瓘论书所谓点如「利钻镂金」，画似「长锥界石」，此论书之「骨」;「世说新语」载时人目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此论书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