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艺术自其形成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明确历史。初学者要入门,除了先继承是别无它途的。这继承就是按古来及今日所能见到的印谱、印作去临摹、借鉴,把握印章艺术的精义。
现在有些年轻人学篆刻常常透露出一种心态,认为临摹和学习古代篆刻这是一种“束缚”。我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束缚”,但它犹如初生婴儿的要“扎手扎脚”,限制他“喝酒抽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束缚”,正确地说叫“按规律办事”。所以对一无基础的初学者所宣称的冲破“束缚”的激越口号,我们只能持否定的态度。
学习篆刻先要注意对古代优秀传统的借鉴,那末要借鉴到哪一天、哪一年才能“松绑”去天马行空呢?是十年?二十年?是临摹古印一千方?三千方?我以为单讲临摹的资历与数量是不足以引出正确答案的.我们不妨对几位篆刻大家作些考察。蒋山堂是西泠八家里的二号人物,而以乾隆、嘉庆时期的早期印谱汇总来看,他一生所治之印也仅五十方左右。 一位仅刻印五十方的人,能成为大篆刻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综合地分析他的学养,以及他机敏地汲取丁砚林的作风,专注地在深幽简逸这一特色上做足文章、做成自己的文章,就可明白他是位善于巧渡捷径,事半功倍的学者了。

蒋山堂、赵之谦以其取精用宏的练达的借鉴功夫达到了自成一家的范例,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在明清印史上并不尽是这类轻松地开启“自立门户”的幸者。相反,更多的是以十年、二十年的苦修苦练而成正果的。大印家吴让之曾自述:“余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多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他是一位甘愿受大束缚的印人。此外,钱叔盖的临摹过汉印二千方,齐白石早岁临摹浙派及赵撝叔的印作,刻后复磨,直到了“磨石书堂水亦灾”的地步,这也是受过大束缚的两位印人。由此可见,赵之谦、蒋山堂是十分成功天份占其七的人物,而吴让之、钱叔盖、齐白石则是十分成功苦练占其七的人物。可是不论是巧学或苦学,得来容易或艰辛对传统的继承,必要的束缚是不可缺的。当然其程度因人而有短长、多少、快慢之别的,具体说是与人的禀赋、修养、努力、境遇、师教等条件而异的。
我尝将攻艺喻之为结茧,蚕不食桑不足以能结茧,结茧了又不能自缚,自毙。要者能破茧而出,化蝶产卵。食桑结茧,茧者,艺之小成也。自缚自毙,其成果仅一茧而已;破茧而出,产卵生衍,化一为万,生生不息,其成果方称深广博大。
束缚是必要的,又不应该是永久的。对束缚安之若素,唯传统为从,不愿有半步的逾越,不敢有一丝的畅想,似乎不是为未来,而只是为古人去活一辈子,是毫无意义的,是缺乏责任性的。到了该“破茧”的时刻,理当义无反顾地“破茧”而出。须知,没有必要的“束缚”,不足以登篆刻之殿堂,“束缚”是为了“破束缚”,登堂入室也仅仅是寄居观光,务必由前门入而破后门出,才能海阔天空,任尔畅游翱翔。


“束缚”与“破束缚”,核心是一个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的命题。我们讲继承,是讲继承古代优秀的传统精华;我们讲创新,是讲创造具备真、善、美的艺术新内涵。今日被称为传统精华的东西,都曾是历史上某一阶段闪耀光华的东西,今天即使是濯古有成的新创造,也将在历史的行进中成为一种传统。因此,把新与旧简单地敌对化是失之倌颇的,把对“束缚”与“破束缚”机械地割裂开来也是有失偏颇的。我不赞成在印章艺术上对传统的一概否定,拒绝借鉴;也不赞成对未经时问检验的所谓新面一概欢呼,趋之若鹜。辩证法使我们变得清醒、公允、坦荡、深沉、聪明,去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束缚”与“破束缚”的关系,以弘扬我国的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