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坛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均不屑于书写碑石墓志，魏碑书者均为民间书生或下层官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书家，或像“竹林七贤”那样浪迹于山林丛中，或像“书圣”王羲之那样漫步于山阴路上，他们热衷于在尺牍之间挥毫泼墨而不屑于碑石、墓志的书写。上述观点在当代书法刊著中比比皆是。
然而，笔者通过对南北朝书法史研究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下面，本文从正史《魏书》与出土文物两方面阐述北魏文人书家与魏碑书法的真实关系，以拨乱反正，勘纠视听。
《魏书》曾多处记述北魏著名文人书法家书写碑志之史实，记述如下：
1.据《魏书·高闾传》记载：“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高闾以中书侍郎之职，奉诏写作《鹿苑颂》《北伐碑》等碑文，深得北魏皇帝赏识。后高闾升任中书令，北魏王朝的重要碑铭皆其所书。北魏高官、大文人高闾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2.据《魏书·崔挺传》记载：“崔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也。……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以工书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赐爵泰昌子。”崔挺因书法好，以中书侍郎之职奉诏赴长安为文明太后之父书《燕宣王碑》，并以此功被赐“泰昌子”。北魏高官、大文人崔挺也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3.据《魏书·郑羲传》记载：“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义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刊石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加给事中。”郑羲以中书令、太常卿之职奉诏去长安拜庙并为文明太后之父撰、书《燕宣王庙碑》，并以此功赐侯爵，加给事中。北魏高官、大文人郑羲同样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4.据《魏书·常景传》记载：“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笔者注：为今山西大同，北魏迁都洛阳后称大同为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笔者注：经本人考证应为高绰，此人乃高允之嫡孙。史书误将‘高’作‘常’)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北魏大文人、大书法家高聪自己出资，为族祖、北魏中书监高允精心写作《高允颂碑》，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5.据《魏书·常景传》记载：“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护军高显去世后，魏宣武帝、权臣高肇曾委托高聪、邢峦、徐纥、常景等四位书法大家同时为其弟高显书写墓志，以优中选优。后经魏宣武帝批准，将常景所书《高显墓志》纸本，送皇家刻石厂刊铭刻石。常景为高显精心写作《高显墓志》，力拔头筹，得以留书碑铭，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6.据《魏书·高聪传》记载：“世宗幸邺，还于河内怀界(笔者注：今河南泌阳)，帝亲射矢一里五十余步。……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魏宣武帝邺城阅兵是其亲政后的第一次大阅兵。如此重大的为皇帝树碑立铭之举由高聪亲笔撰写碑文，可见高聪在当时政坛、文坛、书坛之重要地位。在此，北魏文坛重臣、大文人、大书法家高聪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7.据《魏书·高聪传》记载：“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赵谧)，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高聪不但为北魏禁军首领赵修之父赵谧精心撰、书《赵谧墓志》，而且还亲赴碑志刊刻现场，观视碑石，检查质量，热情极高，并未表现出对书写碑铭的“不屑一顾”。
上述七例即正史所载的北魏大文人、大书法家们撰文、书写北魏碑志的历史事实。可能有人会问，在上述诸例中，除崔挺一例史书明确指出“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外，在其余六例中，为什么《魏书》在描述文人书家书碑时用“造”“制”“作”“建”“为”等泛指动词呢?史书这样做是否表明，这些文人书家只撰写碑文，而书丹则由下级书吏或民间书生完成呢?
笔者认为，此事应从三方面考虑。首先，从中国文字学角度讲，查《辞海》等权威辞典，“造”“制”“作”“建”“为”等泛指动词均不能与特指动词“撰”字划等号，而恰能表示撰文加书写之复合动作，由此可知，《魏书》凡用泛指动词者均为既撰又书之复合动作。其次，从价值取向上讲，北魏王朝对文人阶层书碑佳者给予重奖，加官晋爵。这种明显的价值取导向，使北魏文人书家对书碑之事趋之若鹜。由此可知，北魏重要碑铭的书写一般下级书吏与民间书生难以插手，他们没有机会，也不够资格。最后，从人之常情上讲，碑主既请某位大文人、大书法家写作碑文，肯定是既赏其文又爱其书，碑主怎会只用其文不用其书，而另请下层书吏或民间书生去胡乱书丹呢?综上三点，应能释疑。
可能有细心者会问，上述七例中涉及的北魏碑志有面世的吗?其书法水平究竟如何?万幸的是，《魏书》所载高聪所撰书之《赵谧墓志》已经面世!细览《赵谧墓志》可知：高聪的书法水平确实不凡!该志可称为北魏洛阳“邙山体”墓志中的极品。《赵谧墓志》的面世，使北魏项级文人书家的书法作品展现在今人面前，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认知魏碑书法提供了确凿的历史参照物。
不可否认，魏碑书法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在此体系中，既有以“邙山皇族重臣墓志”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也有以《龙门造像记》为代表的民间书法。另外，魏晋南北朝文人阶层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在魏晋南北朝文人阶层中，既有以北魏高聪为代表的热衷于碑志书丹的主流文人书家，也有以南朝王褒为代表的厌恶碑志书丹的极少数文人书家。如果幼稚地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均不屑于书写碑石墓志，魏碑书者均为民间书生或下层官吏”，则如此观点确有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之嫌!看来，中国书法理论界某些专家学者，确有必要补一补哲学这门基础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