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若从战国帛画算起，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但若论真正发展起来并形成体系，还要从魏晋开始说起。众所周知，魏晋是个“新道学”盛行的特殊年代，那时的士大夫们“口尚玄虚而忘乎形骸”，重形而上之道，轻形而下之器。这种重“心”略“物”的哲学思想，体现在绘画上就决定了中国画的“写意”特征。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东晋画家，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论点为中国画的“意象”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北朝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画风在继承魏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绘画理论家谢赫，在他的《古画品录》中提出了中国绘画上“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六法”品鉴，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们所遵循的原则。而宫廷画家陆探微更是把东汉张芝的草书体运用到绘画上，为后来的“写意”审美作了有益的探索。时至唐代，绘画的笔墨“意象”有了进一步发展。大画家吴道子突破前人工细密描、重彩积染的画风，在用线上追求遒劲雄壮、飞扬流动的质感，在用色上崇尚“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的味道，创造了淡彩及白描的新形式。大诗人、书画家王维以笔墨画山水，使“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开创了我国笔墨山水画的先河。到了宋代，张璪在《绘境》中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原则。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他又提出独立、深邃的“三远法”理论。苏东坡则以朱砂色画竹。有人不解地问：“世上安有红竹哉?”东坡反问道：“世上岂有墨竹哉?”苏东坡的巧妙回答，正说明了中国画的本质特征——“意象”。米芾也把“意象”运用到自己的山水画中，以卧笔中锋笔笔叠加的大混点替代江南一带的山石之皴，创造了独特的“米家山水”。
如果说，“意象”在宋以前的中国画中还不够突出、成熟的话，那么，至元代则达到了一个巅峰，它开启了中国水墨写意文人画的新天地。中国画的颜色主要是红、黄、蓝、白、黑五种，黑色又是这五种颜色的核心，而水墨是表现黑色的最佳颜料，所以备受文人画家们的重视与青睐。元代的水墨将物质材料减到最低，运用单纯的水墨来表现主题，“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从“元四家”“知其白而守其黑”的水墨山水画中，就不难看出文人画家们“画者，文之极也”的主旨思想。此时的作品，写意特征更加突出。为此，赵孟頫有诗赞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诗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书画同源”的观点，为后来明清时代的引书入画、以写入画指明了方向。
明代中期以沈周为代表的“明四家”，提出了以情取景、借景抒情的绘画理念，从而突出了中国画的“写意”意味。明代后期，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创造性地提出“南北宗论”，以禅宗理论引入绘画，把禅与绘画相结合，强调绘画的思想性和随意性。尤为难得的是，徐渭为了抒发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懑和不平，以泼墨大写意手法进行创作，首开我国绘画史上泼墨大写意画法的先河。
和徐渭一样，清代初期，八大山人也以水墨大写意抒写心中的勃郁之气，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用笔更简练，用墨更简约，把水墨大写意绘画风格推向高潮，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清代中期，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以梅兰竹菊“四君子”等为取材对象，以简练的笔墨“托物言志”，抒写文人的清高与雅洁。清代后期，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等在绘画中强调线条意识和线条作用。尤其是赵之谦、吴昌硕，以极其高深的书法修养作写意花鸟，并注入浓浓的“金石气”，使作品更具有写意精神与韵味，在绘画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近代以来，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为代表的国画大师，继承写意精神，创新发展思路，在“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和“不同才是艺术”的主旨下进行写生、创作，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和集大成者。
由此可见，“意象”几乎贯穿于中国画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它不同于西方的油画和素描，只注重写实和光的明暗作用，不注意“留白”和虚实相生的原理。它一开始就讲究“意”，“立象以尽意”。“意”的暗示和表达，说明画中有画，画外还有画，画有尽而意是无穷的。
中国画为什么注重“意象”?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跟传统教育有关。由于我们长期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因而在待人处事上恪守“中庸之道”，在艺术创作上遵循“中和之美”的法则。二跟哲学理念有关。潘天寿说：“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学。”《周易》和老庄哲学是我们自古以来所遵循的哲学观。《易经》里讲的阴阳调和、太极双鱼所衍生的宇宙观和老子“大象无形，顺其自然”、庄子“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世界观，深深沁入中国人心里。三跟宗教信仰有关。千百年来，我们信奉“法性本净”“即心是佛”的佛教理念，天地万物皆与我心相融，在艺术上追求妙悟自然的禅意精神。四跟德行品藻有关。《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君子为理想，以德为先，内外兼修，具有“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和气度。五跟诗文有关。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若不读书就没有诗文涵养，眼界必然不高;眼界不高，作品的气韵就不高;气韵不高，作品自然就不会生动。另外，中国画创作需要题诗撰文，否则就会显得不完整。六跟书法有关。书画同源，中国画离不开书法——不仅需要书法题款，而且需要借助书法的笔力。中国画是由无数线条构成的，是线条的艺术。因此，没有书法作支撑的中国画是行不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画家也是书法家。七跟性格有关。中国人的性格本质上是不善张扬、含而不露的。这种含蓄、内敛的性格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气质和风格必然是“意象”的，而不是“真象”的。所以，明代王廷相在论及中国画时说：“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则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这就是中国画的本质特点，也是其有别于西洋画的根本之所在。
苏东坡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就是使物心化，做到客观主观化，使之达到高度的和谐与统一;留意于物，就是为物所役，把精力放在对客观事物的刻画上，做自然物象的奴隶。前者是可取的，值得提倡;而后者呢?则应该避免和加以摒弃。恽寿平所说“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郑板桥说：“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这段话说明了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主客观关系的转变过程，生动地阐述了中国画“意象”美形成的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