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押印又称押字印、画押印、戳记等，其主要作用是杜奸防伪、取信于人，使人不易模仿而采用的一种以文字为主、兼以图案为辅的凭信印章。关于押印的起源有秦汉之说，也有五代十国的说法，而刘江先生认为，押书始于唐、兴于宋、盛于元，成为寻常百姓物却是在元代。由于画押在元代盛行，故又称元押。成熟时期的元押印面大多为长方，一般上方刻姓氏，书体以楷书、隶书或行草为主，下方则刻八思巴文或花押。
在敦煌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书中签押手续的现象。百姓写文立契依赖于民间俗例，尤其是宗族势力和乡绅教化的自行约束与维持，对它的实际监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在这些契约的立文中，耆寿、稚童、亲眷、邻人、僧侣、道士和工匠各色人等都可以在中间充当角色，少则二人，多则四五人(见姜洪源《敦煌契约文书的签押手续》)。如在敦煌P.2842v号文书中，记载了12个人的名字，其中十名僧人中有四位以“印”字画押，一位无姓名的“社官”押一“印”字。再如斯1285号《后唐清泰杨忽律哺卖宅舍地基契》文书，为增强该文书的效力，其签押人数已达到11人。这种现象在敦煌文书中可谓屡见不鲜。而在斯1946号《宋淳化二年韩愿定卖妮契》文书中，其见证人为报恩寺的僧人丑挞和龙兴寺的僧人乐善，他们二人在其名下分别画上“”和“”，而这两个符号已具有早期“画押印”的雏形。这两枚画押的出现，说明其时的敦煌民间以实用为目的的画押风气十分盛行。
敦煌民间的这种画押习俗方式繁多、形式多样。常见的几种形式有：以个人喜好的字、符号为主体的画押(如斯1946)，以个人姓名后加注“印”字的画押
(如P.2842v)，以“┓”号置于签押人名字右上方的画押形式(如P.2708)，以名字右加注“o”符号的画押(如S.5632)，以姓名下加注“全”字的画押(如S.4660)，以小写“足”字的画押(如P.2842v)，以姓名右下部小写
“知”或“不知”画押(如S.5788、P.5003)，以姓名末一字后加注“子”式的画押(如P.3989)，以复写姓名的第二字置于其姓名下的画押(如S.527)，以姓名下面另加注姓氏的画押(如P.3989)和以姓名末添加“▁”画押
(如S.4812)等(见杨森《敦煌社司文书画押符号及其相关问题》)。粗略统计起来，其画押方式多达十余种。这些画押的显著特点是，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在敦煌文书中，以“o”或“▁”的画押，对于不曾受过教育的平民而言，无疑是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方式。而以姓氏画押的形式，对于深受诗书教化的文化人来讲，在杜奸防伪这一点上，则是一种人尽其才的体现。
如果说敦煌文书中民间层面的画押方式体现的是平民百姓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应用的话，那么归义军时代官方所使用的图画押则与成熟时期的画押印有着更为接近的特点。图画押又称为画押或图像印。按照押印的内容来分，有人物押、动物押、动物文字押、器物押和植物形押等多种形式。敦煌时期的画押印与春秋时代的古玺印和秦汉时期的图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拟物态的随机性，即表现出随物变化的特点，这种表现也是从前朝民间图形印或图字印继承发展而来的。其内容与外形变化多样，部分印面已趋向文字押的特点。
在大量的敦煌遗书中，就归义军时代的鸟形押印文而言，赵贞先生做了大体统计后提出，敦煌文献中至少有23件文书涉及鸟形图案签署和画押的痕迹，除去三件是杂写鸟形押外，其他20件出现于10世纪的官方档案、行政文书和书信当中，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政治、经济、民族和外交方面的重要信息。其时盛行的图形押不仅应用于归义军节度使最高权力机构往来的物资供应报告中，而且还出现在归义军节度使对衙内诸司财务管理的勾稽与审核工作中。从其使用场合和途径来看，鸟形押的作用与意义并不限于节度使签名的形象图案，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种强化手段，也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一种标志性符号。鸟形押的使用有可能与敦煌地区流行的飞鸟意象及鸟占卜有关，也可能是曹氏撰写的一种鸟书书法形式(见赵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敦煌残卷《SCM.D.104238大唐涅槃经》上，经首钤有朱文“如是”葫芦印和“国原”方形印，顶上钤有白文动物花印(见林玉、董华锋《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述》)。这种葫芦印与白文动物印的出现与秦汉时期民众喜闻乐见的肖形印有着近似的情况。秦汉与两晋时期以动植物和吉语为主的肖形印常见的有圆形、半圆形、椭圆形、几何形以及极具变化的异形印，不仅形式新颖，而且造型精准，尤其是动物形印章，于传神之外颇具朴实浑厚的气息。而在敦煌遗书中，这类印章的出现不仅见证了敦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状况，也丰富了敦煌遗书印文的品类。
3.鉴藏印与图书印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仅限于官府的权威与个人的使用。由于士族群体的参与，印章在应用于书画鉴赏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应用范围。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内容上扩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外，还有道号印、斋馆别号印、收藏鉴赏印等(见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鉴藏印的渊源可追溯至唐太宗常以“贞观”联珠印钤盖于书画上的习好，但我们真正见到的敦煌地区的鉴藏印当推敦煌遗书印文“报恩寺藏经印”(见图一)和“瓜沙州大经印”(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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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文献中，除了大量的官印之外，还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以“报恩寺藏经印”(Φ-9、Φ-23、X-1771)、“三界寺藏经”印(Φ-159、Φ-23、Φ-1771，见图三)、“瓜沙州大经印”(Φ-125、P.2177)、“净土寺藏经”印(Φ-112、Φ-167，见图四)、“莲藏经”印(X-1018、X1760，见图五)以及“莲台寺藏经印”和“永安寺藏经印”为例，这些为数不多的藏经印却见证了隋唐时期印章新的应用功能。针对这些藏经印，方广锠做过粗略的统计，仅以钤盖在《大藏经》上的印章为例，“三界寺藏经”印24处、“净土寺藏经”印17处、“显德寺藏经印”一处、“报恩寺藏经印”21处、“莲台寺藏经印”19处、“永安寺藏经印”一处、“瓜沙州大经印”23处(见方广锠《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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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鉴藏印中，从其最早见诸文献的时间来看，“报恩寺藏经印”和“瓜沙州大经印”应为前期。其显著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印章形制虽然与唐代前期的官印相似，但已表现出自身偏向长方的特征;另一方面，印章边缘与印文粗细均衡，印面文字平正饱满，已呈现出“叠文”特征。晚期的藏经印则以“三界寺藏经”印为代表，其印文书体为楷书，楷书在唐代已是通行的书体，为了增强印章的辨识度，其时的藏经印受到流行书风的影响，已出现了明显的楷化。从唐代的官印来看，中后期的印章于低层次官印中也出现了楷化的特征，晚唐的官印“元从都押衙记”便是以楷书入印。而为了凸显实用功能，军旅印“右策宁州留后朱记”则依托长方的形制，以隶书入印。“三界寺藏经”“莲藏经”和“净土寺藏经”三枚印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表现在印文楷书兼具北碑的特点，起笔重，捺脚硬，方折明显。这种特点与我们在印史上看到的以单纯楷书入印不同，已呈现出显见的魏楷特点。其出现的原因，沈乐平先生认为是掌印寺院大多处居北魏地域而深受魏碑影响的缘故(见沈乐平《敦煌遗书印鉴丛考》)。
在敦煌遗书中还出现了图书印，这类印章与藏书印的功能近似。在P.3573a文书中有一枚“宣谕使图书印”，该印尺寸为4.8厘米见方，其印面形制与唐官印基本相仿，但实际尺寸小于常见的官印尺寸。
4.私印
隋朝自581年建国至618年亡国，在其短短37年的时间里，尚未形成完整的各项制度便已被唐朝所取代。而唐代的私印在承继汉晋私印的同时，士族阶层的广泛参与使其在印章内容方面更为丰富，也为后来印章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范例。
在俄藏敦煌遗书中有两枚私印。其中一枚(见图六)在Дx.1359a文书上盖了两次，一次盖在卷尾，另一次盖在文中修改之处。盖此印的文书登录了康定奴放牧的羊群，斯坦因藏文藏卷(C.107)和伯希和藏卷中也有一些同样的登录家畜的文书，而《东洋文库目录》中也有写本上的印章(见丘古耶夫斯基著、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另一枚印章则是盖在X-4227、X-6042号文书上，从其内容来看，应属于民众经济性质的产品分配文书残片。在这张残纸中，印文则依次在每道分配程序后出现，其印文的作用类似于执印人的签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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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枚印文来看，两者均为阳刻红文印，线条简洁凝练，印面布白合理。相比而言，前者类似于以图像为主的异形画押印，而后者与汉晋时期的印风极近类似。汉晋时期的印章多用篆书，但其中又有多种书体，除小篆、缪篆、鸟虫篆和隶书外，还间或有隶、行、草，而在隋唐时期又出现了楷书印。但在X-6042号文书中出现的圆形私印(见图七)，其印文显然是一种异域文字，而这也恰恰见证了唐代敦煌地区不同种族的民众和谐共融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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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旅印
从现存的敦煌文书来看，其军旅印有“豆卢军印”(P.3348v)、“豆卢军兵马使之印”(大谷2840)、“豆卢军经略使之印”(72TAM225)、“瀚海军之印”(S.11459c)、“河西支度营田使印”(P.2763V)、“朔方军节度使印”(P.3298v)和“沙州节度使印”(S.2974)等印。这些印文其形制基本趋同，均为方形，尺寸相差在0.1毫米至0.3毫米之间。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印章的实际尺寸与钤盖印文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另一方面，这与官阶大小所规定的官印尺寸有一定关系。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其显著的特点是，印文饱满，字与字之间疏密关系更为妥帖，印边与文字粗细程度亦基本相当，其时的官印与宋代尤其是宋代中期的印章不同。宋代中期以后，印文更趋规整，而印边明显加宽。在唐代战乱频繁的年代里，这一时期的印章从敦煌遗书所呈现的整体情况来看，它们与当时其他地域的官印没有显见的区别。
纵观唐代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印章，其发展水平相比周、秦、汉和两晋有衰退现象，但并不是毫无成就、毫无可取之处。譬如在印章内容的扩大上，印面变大的文字处理上，印章与书画的结合应用上，都为后来印章的发展做出了启迪和铺垫(见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隋唐时期的印章在承继了秦汉大统的同时，于印章制度和风格创新方面具有了全新面貌。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纸张的普遍应用促使简牍全面退出日常生活。其时的官印颁发与秦汉之时不同，制作后的官印不再由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其次，由于印章的使用媒介转为纸帛，在促使印泥出现的同时，为凸显印文的醒目效果，官印由秦汉的阴文转化为阳文。再次，秦汉时期的官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其时的缪篆显现出方正严谨的特点，而隋代及其以后的官印以铜片和铜丝为材质，将其盘曲成印文后再焊接于印面上，从而产生了蟠条印。隋以后的唐代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在将文字笔画重叠折绕的同时，也启蒙了宋金以后的元代最终将这种制印工艺衍变为九叠文。最后，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而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先例，实开印背凿款之先河。
从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印文来看，其整体风貌与印学史上这一时期的整体印风大致相同，但又有自己显见的地域特色。其共同点体现在，印章的形制、尺寸与隋唐时期的印章基本趋同;其特殊性在于，敦煌地区的部分印章具有夸张性与装饰性的特点。如“敦煌县印”的“县”字、“金山白衣王印”的“衣”字，其极具婉转曲折的线条凸显出自由率意的张扬性。而敦煌地区的寺院藏经印也极具地域特色，与隋唐时代的其他地区出土同类型印章相比，其以魏楷入印的特点呈现出稚拙、率真与雄浑的整体风貌，这与印学史上同时期以隶书化楷书和圆转化的楷书入印的印章，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立意。
(三)五代与宋朝印章概述
五代十国直到宋朝中期，社会混乱程度加深，各国职官形成一种参差不齐、变幻不定的现象。故其官印不一定由礼部统一颁授，也常有各藩镇自行铸刻的现象(见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宋代的官印相比唐代，边栏较之印文粗重一倍，印面增大，印纽渐高，多呈板状，并设有穿孔，印背均有年号凿款。其印文笔画相比唐印更加曲折婉转，字距较近，疏密相当。而宋代的私印与唐代私印一脉相承，在敦煌遗书中，反映这一时期的印章有“瓜州团练使印”(P.4622)、“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P.2155va、P.2484a)和“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等。其印面形制均为5.8厘米见方，这与唐朝前期5.3厘米见方的尺寸不同，其尺寸明显变大，已渐趋宋印的面貌。作为民间层面的寺院收藏印，如五代两宋时期的“显德寺藏经”(P.2097，5×3.9厘米)和“乾明寺藏经”(P.3702，6.2×1.4厘米)，二者均为长方形，印文为朱文，楷书入印，与唐代的藏经印差别较小，所不同的是，其印边栏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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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印章“李丑儿宅经记”(Φ-229б，见图八)，钤盖于11世纪的卷轴文书中(见《孟目》OKPNo.897)。从这枚印文来看，其形制已明显体现出宋印阔边的特点，而其印文以魏楷入印，这与我们以往见到的以隶书化的楷书入印不同。其书体结构与印学史中同时期的印章字形特点也有较为显见的区别，圆转而稚拙，在貌似散漫的章法安排中体现的实则是匠心独运的灵动与天机。
三、显见的历史意义
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从5世纪初叶到11世纪初叶近700年的珍贵文献。在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中，针对大量的民间文书和宗教写经，从书法与书法史的角度上来看，它们作为敦煌书法专题研究的重要材料，为我们研究中国近700年间的地域书法演变史与风格史的资料。而敦煌地区所出现的印文不仅是印章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研究历代官制、人文地理，以及古代文字、冶金铸造和印章艺术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实证。
尽管其留下的关于印章的材料十分有限，然而它对于我们通过文书和写经来考察敦煌各个时期的印风、印材、印款以及印章制作工艺与印泥的使用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而对于敦煌印章的进一步考察，仍需要我们在积极依托新的史料文献和出土实物的前提下继续深入探索与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