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只留给南宋半壁江山，艺术也从全面繁荣瞬间走向凋敝，加之南宋理学兴起，这使艺术创作追求淡雅清静，强调温静平和、雍容中正、严谨内敛，反对狂怪变异、张扬外露，渗透着浓厚的理学气息。但南宋初年，由于高宗赵构耽玩翰墨，艺术发展反而有复兴之象。书法上出现“中兴四大家”，朱熹就位列其中。相比较而言，陆游、范成大、张孝祥属于一类，朱熹则属于另一类。陆、范、张三家在诗词领域成就斐然，并皆多才多艺，书学秉承北宋尚意书风，作书多取法苏、黄、米三家，意气风发，直抒胸臆，是“艺术家字”，艺术气息浓郁;而朱熹因其特殊身份，论书主张“正心诚意”和平正，对蔡襄大为推重，并怒斥苏、黄把字“胡乱写坏了”，书学魏、唐，并格外突出字之“德性”，是“学者字”，伦理气息较重。
朱熹这件《致彦修少府尺牍》为纸本，纵27.3厘米，横55.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作品是朱熹写给好友彦修的一封信札，大意是说与朋友分别日久，又生思乡之意，近来隐居澄怀，清静无忧，适一友上任，便托其为好友彦修捎茶叶两问候。
朱熹《致彦修少府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朱熹书法而言，董其昌曾评曰：“大都近钟太傅法，亦复有分隶意。”此是评其小楷。其行草则多得唐人法度，詹景凤曾云其书法学唐人而“有骨有筋有韵”，大致不差。此札书法即可证之。此作文意虽然极其清雅淡逸，然下笔则自信而意气鼓荡。用笔起讫分明，提按丰富娴熟，牵丝映带纤细如发又凝练扎实，如锥画沙。笔法多用切锋顿挫的方折之法，故点画形态多方而显耸峭有力，于率意书写中平添了几分生拙之趣，说明其运笔自信、笔力刚劲。朱熹书法笔力本来较弱，尝言“余少尝学书，而病于腕弱，不能立笔，遂绝去不复为”。如果说其《城南唱和诗卷》字画稍肥而略显绵软的话，那么《致彦修少府尺牍》则绝无此弊。此札结体则近于唐人欧阳询、虞世南，运以内擪之法，修长竦瘦，紧峭内敛，但少唐人洒脱之势;字态多变，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或平正或欹侧，皆随字赋形。分行布白上与他的另几件作品相类，多疏朗中略显整饬。通篇来看，朱熹此札因出于实用性书写，少了几分刻意使气，多了些许率意洒脱，精谨之余透露出逸笔草草的意趣，殊为难得。当然这与时风有关。北宋尚意书风发展至南宋，余绪犹存，况且与朱熹同时并称的陆、范、张三家都受到影响，朱熹尽管喜欢板着面孔批判苏、黄、米，但时风所及，他不可能与之彻底绝缘。尽管他作书不取“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米芾语)的洒脱不羁，但他凭借深厚的学养仍然跻身南宋书坛中兴的四大家行列，加之其理学大师的特殊身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孔子在欣赏自然美时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美学命题，并由此发展出“比德”的理论。这种自然美的“比德”理论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影响巨大深远。这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作字先做人”“心正则笔正”，将书法艺术的本质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联。在中国书法史上，我们是不能格外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审视朱熹的。朱熹是理学大师，由师承程门三传弟子李侗而上追“二程”，尽得“洛学”之精髓，兼采周敦颐之“濂学”、张载之“关学”，集两宋理学之大成而开创“闽学”，与“二程”并称“程朱理学”。以这样的特殊身份观照其书法，无疑打上了浓重的伦理烙印。朱熹论书本其学术思想，将作书与做人简单对等，如他在赞评北宋宰相韩琦书法时说：“书札细事，而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又在评北宋尚意书家时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其实在书法史上，苏、黄、米的意义远远不是韩琦、朱敦儒、喻樗(后两人皆朱熹最为推重者)等辈所能相提并论的。这种有失于偏颇的观点我们应持一种理性辩证的态度来对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考亭、紫阳、云谷老人等，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历官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旋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党禁”被削职。追谥“文”。朱熹一生为官清廉，多兴利民之举。学术上开创“程朱理学”，世称“朱子”，对后世影响极大。著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等。亦工书法，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传世作品主要有《城南唱和诗卷》《卜筑帖》《秋深帖》《致彦修少府尺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