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江焦山，最为著名的石刻法书当属南朝梁代之《瘗鹤铭》，后世推其为大字之祖。它圆融浑穆的笔法与恢宏博大的气魄受到了黄庭坚、王世贞、李瑞清等历代书法大家的极度推崇，以清代汪士鋐为代表的众多学者更是全方位地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由此，足以感受到此作在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大家提到《瘗鹤铭》时心中还充满了长久以来的疑惑和殷切期盼，即对于作者的最终归属以及江中残石在未来打捞可能性的预期。其实，在焦山西麓的崖壁上尚有多处唐宋以来的名家石刻，如南宋吴琚、陆游等人的作品。这其中尤以陆游所作《踏雪观瘗鹤铭题刻》(亦称《焦山题记》)最为精彩，可谓焦山之上除《瘗鹤铭》外的又一名迹。
陆游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异常勤奋，存世诗作多达九千余首，其忧国忧民、渴望收复河山的拳拳报国之心和满腔热忱更使人感佩之至。作为诗人的他自然是成功的，但若提及他精深的书法造诣便识者寥寥了。“书名为诗名所掩”正是陆游身为“南宋书法四家”之一的尴尬。从他的传世墨迹来看，行草为其主要创作书体，形式包括尺牍及自书诗卷，气脉畅达贯通，笔致轻盈洒落，于南宋书坛当自成一家。楷书不多见，故而通过《踏雪观瘗鹤铭题刻》便可获见放翁习楷之规模，这对于全面了解陆游及南宋一代的书风概况、审美追求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此刻石高106厘米，宽198厘米，12行，共73字，文曰：“陆务观、何德器、张玉仲、韩无咎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踏雪观瘗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熄，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午，圜禅师刻之石，务观书。”隆兴甲申即公元1164年，陆游40岁，任镇江通判一职，此时正因北伐失利而心绪低沉。若细心品鉴此作文字及其艺术风貌，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便不难体味出他隐含于作品背后的种种酸楚和无限忧思。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在即位之初是颇有恢复之心的，此后的两年中一直筹划大规模北伐。于是才华出众的陆游于隆兴元年(1163年)多次受命起草了有关抗金之诏书。此时的陆游能够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参与其间，其内心的激动是可以想象的。他仿佛看到了收复沦陷失地的希望，一切似乎触手可及……这种憧憬支撑他以最为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军事战备之中。奈何事与愿违，由于主战派领袖张浚的志大才疏，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导致北伐一败涂地。且伴随着张浚的解职、离世，陆游也被朝廷从临安调往镇江，曾经的憧憬在瞬间化为了泡影。
在了解了当时相关的时代背景后，这更有助于我们从陆游的政治抱负、艺术审美内因及创作心态等多个角度对其题刻进行解读。此作宗法颜鲁公《大唐中兴颂》，笔法含蓄古厚，点画中截沉劲坚毅，起收处不露圭角，一派篆籀遗意。结字宽博稳健，收放得体，字内空间依靠笔势的角度加以调节，营造出欹侧相生之趣。如“置”“尽”“醉”等字略呈险势，融入全局却又摇曳多姿，生动且极具性情。陆游曾云：“学书当学颜鲁公。”其含义不仅仅是对颜书的喜爱，更有着对颜真卿忠义品格的尊崇，甚至还包括对他在遭遇国难时冲锋陷阵、从容就义的羡慕之情，因为他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与三五友人踏雪观前贤石刻，把酒言欢，本是人生快事，怎奈驰骋疆场的理想已然落空，宋金合议势在必行。故而，在他的心中便有了一个战场，且还“烽火未熄”，但所谓“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毕竟不是眼前所见，遂只得借“慨然尽醉”一解愁怀。清代大书家何绍基曾在《东洲草堂文抄》中对此作评道：“放翁此书，雄伟厚重似蔡君谟，而非君谟所能及。”纵观有宋一代，习颜书者不乏大家，如蔡襄、苏轼、黄庭坚莫不得力于此。然就陆游此件楷书同蔡襄《万安桥记》相较，陆书之风神的确胜出一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即在于蔡襄是以书家的心态去效仿颜书，其所获往往流于表面，而颜真卿对于陆游而言，则是首先敬其人，进而学其书，在体会颜体博大气象的同时融己意于古法之中，将内心的怅然与期望在挥洒笔墨间宣泄释放。这种创作状态，对比谨小慎微、恪守法度者，其高下也就无须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