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乃碑碣与刻石题字之统称。除了碑碣而外，广义的碑刻还包括摩崖、黄肠石刻、造像题记、画像石题记、石经、石阙、经幢、墓志、地券等。古代碑刻既可证经史，亦是书法艺术文献宝库，对文字演变及书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刻石记事铭文起源甚早，与甲骨文、钟鼎文同期萌芽于殷商时代。“管子曰：‘无怀氏封泰山，刻石纪功。’”(查志隆《岱史》)上古时代的刻石因历史久远，早已湮灭，我们无缘见到。1935年春，考古学家于安阳殷墟侯家庄1003号殷人墓道出土一件石簋残耳，上面刻有“辛丑小臣入俎才以”12字，属于殷商末期帝乙时代遗物。于省吾
《双剑誃古器物图录》收录有三种商代带有文字的石磬，其铭文分别为“永启”“永余”“夭余”，文字类甲骨文。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又称“石碣”。《说文解字》：“碣，特立之石。”《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注曰：
“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其文字属于古籀文，即大篆。就书法而言，笔力遒劲，体势端庄，古茂雄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守丘刻石》是稍晚于《石鼓文》之后的古中山国刻石，19个字铭文分两行竖刻于鹅卵石上，字体与《石鼓文》相近，结体疏密得当，有天然浑成之趣。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代刻石有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泰山刻石》是存世秦代篆书的代表作，为秦相李斯所篆。宋代学者刘跂曾两度登泰岳，亲访泰山刻石，摹拓铭文并对照《史记》校勘，考证甚详。其形制，据钦定四库全书本《学易集》卷六《泰山秦篆谱序》记载：“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广狭不等，居然可见。”其尺寸据牛运震《金石图》记载：“泰山石刻，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二寸，字径一寸七分。”原石于乾隆五年遭火焚毁。传世拓本有孙星衍旧藏明拓二十九字本，其字体呈长方形，结构疏密匀称，用笔圆润流畅，是从大篆渐变为小篆的成熟书体。琅邪台刻石的形制，据阮元《山左金石志》卷第七所载：“以工部营造尺计之，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残石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杨守敬《评碑记》称此刻石：“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碑从实用工具演变为墓碑，是在汉代。徐坚
《初学记》云：“碑，以悲往事也。今宫室庙屋墓隧之碣，镌文于石皆曰碑。”叶昌炽《语石》曰：“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碑的演变古籍记载甚详。《仪礼注疏·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吕祖谦《皇朝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五《碑解》：“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飨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坚且久乎!”
结合古人记载综合考察可知，先秦之时碑的用途有三：一为测量日影以计时;二为栓系供祭祀用待宰杀的牺牲;三为下葬时用来牵引棺椁。后来墓地里用来牵引棺椁的碑不再撤除，并在上面刻上了铭文表其功德，纪念先人。唐人陆龟蒙在《野庙碑》里说：“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汉代见之著录最早的碑是西汉和平三年的《麃孝禹碑》，亦称《麃孝禹刻石》。据光绪《泗水县志》卷之十三记载：“《麃孝禹碑》，碑圆首，上刻二鸟相对状。文十三字，共两行，曰‘河平三年二月丁亥，平邑麃孝禹’。”其字数及释文均有误。(笔者按：实为十五字，今从拓本释文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成里麃孝禹。”)
碑与碣之区别，汉代甚至到清代以来一直不是很分明。洪适《隶续》卷第五：“右孔谦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晕一重起于穿中，复有两晕在右，其一甚短，与他碑小异。”从洪适的记载看，《孔谦碣》也符合碑的形制。据《金石萃编》卷九记载，《集古录》跋尾称此碣为碑，《隶释》称碣，《山堂肆考》称碑，《两汉金石记》称碑，《授堂金石跋》称碣。《孔君碑》，有称碑者，也有称碣者。此外，秦代刻石与碑的区别也是如此。秦始皇及二世东巡，记载其功业的《峄山刻石》等，金石家也多称之为碑。
汉碑常见的形制有圭首、圆首和方首等，分有穿与无穿之别。《鲜于璜碑》为圭首碑，有穿;《衡方碑》为圆首碑，有穿;《祀三公山碑》为方首碑，无穿。有的碑装饰甚为考究，比如《柳敏碑》。据《隶续·碑图》记载：“右柳敏碑，十四行，行二十六字。凡碑广一尺则此为一寸，崇亦如之。朱为首，龟蛇为趺。”又云：“右柳敏碑阴，其上刻一禽若凤，其下则麟也。中有牛首衔环，两旁凡六玉。其右则瑁、圭、璧，左则琮、璋、璜。”(笔者按：凡碑广一尺则此为一寸，“则此为”三字当为衍字)就碑的高度而言，汉碑高六尺左右，唐碑高一丈左右，有的达到了一丈五，如《石台孝经碑》;宋碑高者近三丈，如《韩蕲王碑》。尤其是唐宋以来，帝王陵的神道碑，高大巍峨，彰显皇家风范。
按碑的功用区分，有功德碑、记事碑、庙碑、神道碑、墓碑等。一座完整的碑包括碑额、碑身、碑趺，碑身又分碑阳、碑阴及碑侧。碑文有的四面环刻，如《宋璟碑》。因宋璟为丞相，加之颜真卿撰并书丹，故明代金石学家都穆称赞此碑“人、文、字，真足三绝”。
魏晋时期，朝廷针对厚葬习俗和私家立碑的盛行，实行了“禁碑”政策。《宋书·礼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到了隋唐时期，在碑的建制规格上，朝廷进行了严格限制。《隋书·礼仪三》记载：“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听立碣。”《唐六典》卷四：“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墓志铭在南北朝的广泛使用，与魏晋时代严禁在墓前立碑是分不开的。《南齐书·礼下》曰：“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笔者按：据《全齐文》卷二十六《参议太子妃石志》条，颜延当为颜延之，为南朝宋文学家)从近年出土墓志看，当时的圆首长方形墓志几乎就是墓碑的缩版。如篆书额题《晋李妇之碑》，圆首有晕，碑首蟠双兽，碑文首行题“白衣赵君始伯之妻李新妇之诔文”，隶书诔文刻于正反面。因出自墓圹，实为墓志。由于“禁碑”，催生了墓志铭的盛行。
古代碑刻浩如烟海，不可计数。许多巨碑大碣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古碑刻虽然消失了，所幸有拓本传世，供书法家临摹学习。优秀的古代碑刻书法艺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据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欧阳询痴迷索靖所书古碑，又经过刻苦研习，终成书法大家。于此可见，古碑书法艺术魅力无穷。
略说古碑、墓志的基本形制
许慎在《说文》中说“碑，竖石也”，这就表明在东汉的时候，碑的形制为竖式，石质。碑的外形大致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亦称碑趺)三部分。
汉碑的碑首与碑身大多连为一体，其底部插入碑座顶上的榫槽内，另有少数没有碑座者则直接插入土中。汉碑的碑首形状分为圆首、圭首、平首(或称“齐首”“方首”)三种样式。圭首碑就是上锐下方的尖头碑，因形状与玉圭相似而得名，汉碑中圭首碑如《鲜于璜碑》，圆首碑指碑首为半圆形，通碑外形“上圆下方”隐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如《肥致碑》。
碑首正中央部位称为碑额，其位置类似于人的额头，故名。上多用篆书题写碑名，故又称为“篆额”或“额题”。额题文字书体除篆书外，尚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少见。
汉碑碑额的纹饰得到较大扩展，出现了“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仙人、祥瑞、神兽、珍禽等。如汉代的《鲜于璜碑》，碑额正面刻青龙、白虎，背面刻朱雀，碑座代替玄武，这样“四灵”齐全。南北朝时期碑额四灵中的青龙图案相继为蟠龙纹、蛟龙纹所替代。龙纹的出现已经超越了祥瑞神异的含义，成为皇权与地位的象征。
隋代以前的螭首碑一般雕刻二条或四条螭龙，龙形瘦小简洁。到了唐代，正规重要碑刻的碑首均有六条浮雕蟠螭，龙躯浑圆粗壮，腿爪强健有力，两爪在碑额正上方托起一枚宝珠，宝珠四周刻有火焰纹，或者宝珠下刻束腰莲座。此宝珠在佛教中称为“摩尼如意宝珠”，佛经上说它是由佛陀的碎身舍利变化而来，能为人间施福，法力无边。因如意宝珠深藏大海，一直由龙王看护，故它也随着龙王一起被刻入碑首。
汉代的碑刻在碑额下方常凿有圆孔，直径在10厘米以上，称为“穿”。圆首碑穿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的弧形纹，称为“晕”，如《赵菿碑》《营陵置社碑》《孔宙碑》《仙人唐公房碑》等。汉碑穿孔的位置一般多在额题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亦有少数汉碑的“穿”在碑身正中，如《袁安碑》《袁敞碑》等。魏晋以后，碑的“穿”“晕”古制逐渐废止，从此额题必求居中，碑文必求满布。
碑身正面称为碑阳，背面称为碑阴，两侧称碑侧，一般将靠近碑阳碑文首行的一侧称为“左侧”。碑阳刻写碑的正文，碑文逐字自上而下、逐行自右而左书写，亦有少数碑文逐行自左而右书写，称之为“左行”。碑文一般先用散文记事，后接韵文赞颂。碑阴多刻门生故吏、撰书人、立石人姓名以及捐资建碑数额等。碑文如果过长，一般依顺时针沿碑阳、碑侧(右)、碑阴、碑侧(左)环刻碑文。少数碑阴另刻其他内容者，称为“后碑”。
东汉以前书碑人多为书佐小吏，鸿儒大家极少涉足，所以汉碑多不见书碑人姓名。隋代以前书碑、刻碑一直被视为匠人之事，不受重视。唐代以后，世风一变，帝王将相、士族名流、学人诗客等纷纷加入撰写碑志、铭石书刻活动，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亲书《晋祠铭》《温泉铭》，其后有武则天书写《升仙太子碑》、李隆基书写《石台孝经》《泰山铭》，又如欧阳询还奉敕书写《九成宫醴泉铭》等，书写碑文在观念上从一件苦差事转变为一项高雅而流芳百世的文化大事，从而也就逐渐形成了在碑志上加刻撰者、书者、刻工名姓的风气，为书法史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从形制上看，龟形碑座应该由玄武式样演变而来。关于驮碑的石龟，按神话传说是龙王的第九子，形似龟，好负重，名曰“赑屃”，亦名“霸下”。唐代以后，这种昂首凸目的龟趺成为最普遍的碑座形式，人们认为它力气大、寿命长，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流芳千古。此外，龟趺的底面积较大，能起到防止碑刻沉降的作用。汉代碑座多为方趺，不加雕饰，有的甚至没有碑座，直接插在土里。我们今天熟悉的龟形碑座出现得较晚，直到东汉光和六年(183年)才出现在《白石神君碑》和《王舍人碑》的碑座造型上。唐碑碑座除龟趺外，还有须弥座和方座，这两种碑趺式样一般被与佛教有关的碑刻采用。如柳公权书《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就是采用须弥座，史惟则隶书《大智禅师碑》则采用方座。
隋唐以后，正式确立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的经典碑式，并为历代遵循。碑已经成为集书法、文学、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精美石刻艺术品。碑除了普遍用作标识家墓、铭功颂德、纪事立言外，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牒、地图、天文图等多种用途。碑的文物、史料、艺术价值逐渐得到后人重视，宋代还出现了西安碑林等专门收藏保护历代碑刻的机构，继而出现了以金石碑版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
墓志是碑刻的一个重要类别。碑一般立于地上，墓志则埋于地下。南北朝以后的定型墓志多以石质的盝顶盒式为主，分为志石与志盖两个部分。关于墓志的产生与发展，目前虽有争论，但结合所见的考古实物，一般认为1979年以来在陕西、河南发现的秦汉刑徒墓砖(瓦)开启了墓志的先声。三国以降，因曹魏政权严令禁碑，树碑之风自此凋敝。地上树碑的习俗因此转向埋入地下，于是形式繁复并以歌功颂德为主的墓碑与形式简单只为志人志墓的早期类墓志结合，出现了碑形志或墓碣、墓表等替代墓碑的变异形态。北魏时期，墓志形制完成成熟，多见方形。唐代，盝顶式墓志最为流行。
目前，已知最早直接称为“墓志”的是2001年秋出土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的《梁阿广墓志》。该墓志形制仍是墓碑形，是地表墓碑转埋于地下墓志的最初样式，推翻了以往学界认为两晋以前没有墓志之称的论断。北魏以降，除方形、长方形和碑形墓志之外，还见有龟形墓志。最早的是南京博物院馆藏北魏《元显俊墓志》，唐代见有二方，是《李寿墓志》和《卢公亮及夫人墓志》。2001年山西襄垣县浩氏家族墓地也出土一方隋大业三年(607年)《浩喆墓志》，龟形雕刻，龟背高浮雕异兽，形式也颇为奇特。
墓志铭文一般前冠有墓志题名，次记死者家世、生平、卒年、葬年、葬地、夫人子女情况，最后附以铭文颂辞，大多数以楷书刊刻，唐代中晚期还见有行书。唐以前的墓志基本不标出撰书人、书写人和刻手。入唐后，因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并身体力行，从此墓志出现撰书人、书写人和刻手，以至成为风尚。
从考察的结果看，历代墓志的大小、文字的多寡、雕刻纹饰的精粗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一般来说，墓志基本依照封建等级礼制，地位高者拥有形制较大的墓志，其铭文字数较多，志盖雕刻纹饰亦较精美繁复。
碑刻的形制与其书法审美特征
□胡湛
碑刻是中国书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文字的书刻自然发端于陶文的刻画、甲骨的契刻、钟鼎青铜器的凿刻。汉字书刻于石最早记载是西周第五位帝王周穆王于坛山大战胜利后挥剑在摩崖上书刻了“吉日癸巳”四个大字，随后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刻于圆形石头上的《石鼓文》和刻于大河自然石上的中山国《守丘刻石》。这些基本仍属于自然形态。自秦始皇巡视天下，立刻七通宣扬秦帝国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丰功伟业使文书刻石走向一定的规范和程式。如果说《石鼓文》《守丘刻石》因其自然形态的石头载体导致其文字的书写具有自然浑朴形态的话，那么秦刻石因其铭功庙堂气的需要，其碑石为修整的方形柱石，造成了其文字的整饬规范和完美。
自秦以后，历汉晋南北朝、隋唐书刻碑石形制之间发展完善成熟，而以各种功用需要形成的各种碑刻形制也影响了碑刻文字笔画、结字、风格、章法、意味的形成。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刻符、摹印、署书、殳书是指分别刻于符节、印材、匾额、兵器等上的文字。可见，不同的载体及形制自然造成不同的书体范式和特征。因之探讨古代碑刻书法艺术，有必要对其形制的规范和其形成发展流变进行研究，如此方能明了一些书法体式、风格、章法形成的内在原因与规律。
碑刻形制的形成主要应该是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依山崖看书刻为摩崖，以自然石书刻称碣，以专门加工的长方体纵立石称碑，以多面立方体刻石称为幢，埋于地下记载逝者生平者称墓志。
摩崖有题名、有记事、有铭功，北朝发展出现了刻经，其多为粗放凿刻，具野逸奇宕之特征，如《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石门颂》《石门铭》《泰山经石峪》《四山摩崖》《瘗鹤铭》等。摩崖刻石书丹刻凿于山崖，融自然造化之中，矗山川之间，沐风雨之中。其书有篇，而幅背无限，点画挥运之中自有野逸丘壑之气，古来诸名胜无不因刻字而彰显其文蕴神异。
自东汉于太学刻诸经以作后生学子为学之范，刻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的一个传统脉络。由《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房山石经》等，代有相传。《熹平石经》只传残石，原碑形制据考证为46块高丈许宽四尺的两面刻字碑石，文字多达20万字。中皇山、响堂山刻佛经，虽刻于崖壁或石窟、洞壁，也可看成是壁经。经学碑刻因文字浩多成卷累，刻经用石没有繁复的边饰，或上下通写，或如经卷形式，分段上下排列。《房山石经》则以小块面石板形式书刻经文，好似石本经书。石经碑版早期具有存经和字体文本示范的双重功效，后期刻经则多以存经传经为目的。其总体文字较小，书刻细腻，颇具经卷气之效果。摩崖石经也有将石面铣平精刻具精整典雅之特征者，除前述邺畿北朝刻经外，尚有唐明皇李隆基的《泰山铭》等。
碑刻的最常见形式无疑是形成于汉代的具有一定厚度和石面宽的竖形碑石。其逐渐发展完善成熟，形成具有碑首、碑身、碑座所构成的碑刻形制结构。碑首多作外轮廓圆形螭雕，中间题刻碑名。碑身文字书体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碑首文字则多作篆书。题名位置作方形、长方形或圭形平面，文字竖排或两行、三行。尽管其多作篆体，但每个时代风格也有变化。如汉代碑额文字多呈缪篆，北朝碑额出现许多方整等粗变体篆书文字，唐代篆书碑额复呈竖长婀娜舒展状。碑额题字字少而大，笔画、结字形态多具装饰性。碑身文字则依时代而有所不同，汉晋为隶，北朝为魏楷或隶或隶楷，隋为隶或楷，唐后为或行楷、行书，偶有草书，明清又有木版印刷宋体。碑文有题目、正文、时间落款等，早期碑版不署作者姓名，隋唐后碑文撰者、书丹者、刻者均相署刻。撰者、书丹者多书于碑文题目后、正文前，镌刻者姓名多署于碑文末。碑多两面书刻，碑阳刻正文，碑阴刻资助建桥、立庙功德者姓名。碑阳正文多谨严，碑阴多恣肆随意。庙堂铭功纪事、帝子、王侯、重臣竖碑多丰碑大碣，文长碑巨，且有碑阳、碑阴加碑侧四面俱刻者，帝王者如唐太宗、康熙、乾隆，重臣者如欧阳询、颜真卿等。碑文也有多年后续补，或他人增刻者，续补者虽署一人而现不同书风。如颜真卿书《宋璟碑》，初书于64岁，六年后70岁于碑右侧再续补碑文，前后两次所书，前者浑厚浩落，后者静雅文气。另外还有在前人碑刻文字后增补碑文的，如西安碑林藏《峄山碑》在徐铉所摹秦碑文后就增刻了郑文宝的跋文。河北宋石介撰、释绍珍书的《峰峦寺碑》，原空白碑侧于明代增刻了方豪的题诗。碑刻功用之不同影响碑的形制以及书写格式、书风的不同。帝王皇室庙堂碑自然要凸显庄重宏大之气魄，官宦和庶民自然会依据身份、财力之不同选择和刻制不同规制的碑。铭功纪事碑、圣旨碑则要具有庄严大方的书法特征，神道碑也要庄重典雅，廊壁鉴赏碑则可以自由、随意、体现个性，行草书的挥洒自无妨碍。
墓志铭是碑刻的一大宗类。墓志为铭记逝者生平的志石，因其埋于地下多保存完好，成为书法爱好者学习的极好范本。墓志多刻于石和砖上，其由东汉逐渐产生发展形成。早期的墓志比较简单，多只记姓名、生平、卒葬时间，后来逐渐发展完善成内容包括记载逝者姓名、家世、生平的志和颂辞的铭两大部分。早期多为小型墓碑，至北魏后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形制。其以方形上盖和下底组成，盖题刻志名，底刻志铭。墓志的撰文要概括、精炼、完整记述志主生平事迹，在叙述志主生平后还要撰写颂扬志主的合韵铭文。神道碑也是记述墓主生平成就和颂赞的碑文。但墓志更为精炼，又因其埋于地下，保存较好。每一块墓志堪称一篇个人传记，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而其较小的形制，也决定了其书刻的精美得以保证。志盖像碑额一样多为篆书，其随时代风尚和书者技能而有诸多不同特征。志文多刻方格线，书规矩正书。至唐李世民以行书入碑影响，也出现大量行书墓志。完整志文格式一般由第一行标题，自第二行开始志文，志文结束另起行书刻铭文。墓志上盖下底有平面对平面的组合方式，也有凸凹衔接的子口衔接方式。有讲究者，志盖题名边缘和志侧刻花纹装饰。
碑刻类别的另一大宗为造像记。造像记多是为亡者祈祷造像后书刻的文字，有题画、作跋的性质。造像记文中也多记载造像主生平事迹。但造像记多为随造像完工而书刻，或者干脆就是一些刊石造像的工匠直接刀劈斧刻文字，所以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斧刻的方笔雄强、锋芒尽显之特征。其书手与刻手在石崖上的结合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效果的金石气书法，与圆润、婉转连绵的行草帖派书法形成极大反差对比，形成帖学衰落后中国书法的复兴。甚至在没落的晚清，人们寻求强国、救国之道，竟也有碑学书法变法之论。
总之，无论何种碑刻形制，在产生发展演变中都渗透着在功用需求下不同的性质和书法审美创造。在我们研究继承传统碑刻书法之际，研究碑刻形制及其对书法体式、风格类型的影响，也当是必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