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书画艺林中，除去像吴昌硕、齐白石等少数几位书、画、印皆达到顶尖造诣的大师不论，书画篆刻作为姊妹艺术，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所以印家擅画或画家擅印也是常事。像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在印章创作上都曾有不俗的表现。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得力于传统文化以及传统书画的功底。印章看似雕虫小技，然方寸之内所蕴含的传统学问、文字书法及章法腾挪、线条刚柔等可谓气象万千。说到底，诗、书、画、印之类都是传统艺术的集中体现，然而，以西画出身而后又擅书画刻印者，相比则鲜有其人也。画家、教育家丁衍庸先生，中西画兼擅，晚年学治印，几乎是一蹴而就，且印风别开生面，实在是不可忽略的一位画家中的印家。
以前读《丰子恺年谱》时，我曾见过丁衍庸的名字，或在其他文章中这名字也会偶尔撞见，但每每总是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可见涉及丁衍庸的人物故事并不多，名家写他的回忆文章也极有限。加之1949年以后，丁衍庸移居香港，其主要的艺事活动基本皆在海外。前些时恰与吴颐人老师聊起，见我兴趣浓厚，吴老师立马递来一册香港友人送他的《跨越东西游戏古今——丁衍庸的艺术时空》，于是我赶紧补课，得窥丁衍庸先生艺术之一斑。
丁衍庸先生自幼家境富裕。他是广东茂名县(今高州市)人，父亲丁庚墀雅好诗词古董，经常亲授儿女古文诗词，衍庸幼承家学，后就读于父亲出资创办的小学。当然，受家庭的影响，他少年时即对书画艺术发生兴趣。及长，听从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院的族叔丁颖的建议，于1920年远赴日本，翌年考入了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从木炭画开始，接受了严格而专业的学院派训练。这所创办于1887年的东京美术学校，即今日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科之前身，是全日本最具规模的美术院校。早在丁衍庸入学前十年，李叔同就毕业于这所美术学校。20世纪初，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学生如凤毛麟角，只有李叔同、高剑父等极少的几位，大概是该校最早的一批中国留学生了。待丁衍庸入读该校时，李叔同早已于三年前出家成了弘一法师了，所以尽管是校友，所学专业也相同，然而从年谱和书信等现有资料来看，两人并未有直接的交往。倒是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1925年与匡互生等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时，曾聘请丁衍庸任美术科西画部教授。其时，丁衍庸还为丰子恺的《子恺漫画》写过跋文，因为《子恺漫画》是丰子恺出版的第一部漫画集，为之序跋的名家甚多，如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丁衍庸因和丰子恺同在立达共事的关系，又同为画家，关系相近，故应邀作文，也在情理之中。
有着东京五年科班训练的经历，丁衍庸受到的是从素描到水彩再到油画，题材从石膏像模型到人体模特、静物再到风景写生等循序渐进的系统训练。而且在丁氏留日时期，正是日本大批留欧画家陆续回国从而带动西洋画在日本繁荣发展的鼎盛期，此时日本的美术馆、博物馆林立，艺术展览活动频繁，美术出版事业蓬勃，崇尚个性和主观表现的后印象派、立体派以及野兽派等，在东京画坛大为盛行。于如此活跃的大环境下浸润五年，丁衍庸的画风无疑也大受影响。
曾有评论家把丁衍庸的艺术生涯，以1949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他留日归国后，先后执教于上海、广东等艺术学校，创作上以油画为主，兼习中国画;后一阶段是他移居香港，先后参与创办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主持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艺术系等，而创作上恰好与前一阶段相反，是以中国画为主，兼作西画。甚至发展到后来，为了书画创作上的需要，已经58岁的丁衍庸还自己拿起了小刀刻起印章来，从原先的专业油画家一跃而成为书画印“三绝”的传统文人艺术家。看似匪夷所思，其实个中还是存在着非常顺理成章的艺术缘由。
丁衍庸回国后始终坚守在美术教育的前沿。在大量学习了传统书画之后，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尽管他十分欣赏马蒂斯的艺术风格，那种以简见繁、以拙驭巧、以纯葆真的艺术境界，诚为自己所向往的。然而这些特色正是中国文人画的特色，马蒂斯也是汲取了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从而造就了他自己的洗练画风。于是留学回归的丁衍庸在艺术上也同样“回归”传统，开始研究梁楷、徐渭、八大、石涛等前人的作品，并尝试着把中国书画的线条与用墨和西洋画的构图色彩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地，他认为中国画比西洋画更优越，自己也更适合画中国画。
与传统中国书画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凭着西洋画准确的造型和丰富的色彩功底，潜心国画数年的丁衍庸，其笔下的花鸟人物或山水都有一种独特的趣味和精神，笔触豪放，墨色淋漓，构图新奇，意境深远，人们赏读其作品，无不留有盎然生动之印象。至于书法印章，丁衍庸同样是一脉相承，他的书法取径八大，以秃笔作行草书，线条古拙如枯藤老树，参差欹正，似拙又巧，题在他的画上，书画合一，自然浑成。也许是感到他人的印章不适合自己的画作，已经接近于花甲之年的丁衍庸开始自己刻印用来钤于自己的书画作品上。如果说齐白石的篆刻摆脱了明清流派的传统风格，独创了一条自我门派，那么，丁衍庸的印章同样也是没有浙皖的传承，甚至不知秦汉之规矩，以刀代笔，信马由缰。当然，西洋画准确的造型能力和中国书画的空间概念，都会为他的刀笔注入神奇，以至于他的印章，无论是肖形印还是少字印，其造型构图、虚实留白皆宛如画幅，极具巧思。
丁衍庸的印艺无疑是受到了他从西方艺术带来的影响。据说他刻印从不用印床，也不写印稿，以握拳的手法执刀，仿佛是拿着油画笔一样，不过是刀口朝内，以刀代笔，走刀飞石，犹画笔行于纸上，且不论印石之大小，皆顷刻即成。所以他的印章纯朴浑厚、简练豪放，如白文“衍庸私玺”“丁庸”“丁衍庸”等，皆属此格。尽管我们有评论家说丁衍庸的印章“不涉元明印家一笔，神游太古，魅力弥漫……”然而，如若观赏了丁衍庸先生的全部印作之后，你依然会发现在他的豪放之下仍然有着周秦古玺的气息存焉。
丁衍庸留学回国后，自爱上传统书画的同时，他还爱好收藏古玺器物等，且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但凡甲骨残片、商周铜印玉玺，以及秦汉印等无所不藏，光古玺汉印曾集有数千纽，其中六七十方乃是清代名臣端方之旧藏，可谓流传有绪。因此，创作之余的把玩研究、审美鉴赏，不会不对他的作品产生影响，所以丁衍庸的印章也并非全无传统。有许多肖形印就是从古代的肖形印或古陶图饰中借鉴而来，又如“衍庸私玺”“丁庸之玺”“丁氏”等印，也明显取自秦代玺印之风格。至于一些飞鸿鱼龙、人体走兽之图，那么是他完全走出了篆刻之疆界，脱尽了秦汉之藩篱，兴之所至，以刀作画而已。
对于丁衍庸先生这样一种非传统意义的印风，我想批评家一定会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的。不过作为文人印家而言，他倒是刀走偏锋别开新境，印兼中西自成一格。台北书法篆刻名家王北岳先生就对丁氏的印章尤其倾倒，认为其作品“极为高古”，有一种“苍郁古拙之气，洋溢其间”。西泠印社社长、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为《丁衍庸印存》作序，他在序中有言：“吾友丁衍翁崛起於横流之中，作画之余，专力周秦古玺。1960年始治印，规鈲偏旁，无乖八体，而褒衣博带，令人如接汉家威仪。尤擅象形印，喜刻玉，纯以铜刀奏功，能作玉玺，浑朴绝伦……”前辈大家如此推崇，不会毫无道理，即便滤去相应的一点“水分”，依然还是有许多看点可供研究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