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里印外
齐白石如果在湘潭乡下呆到五十多岁，绝对成不了大师，天分再高也不行。要成为大师，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条件缺一不可。造就齐白石艺术高度的首先是内因，比如他的天分，一生勤勉，矢志不渝，从不见异思迁，即使为生计所迫时也不离不弃。外因涵盖各种机缘巧遇，“贵人相助”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说到底，大师无一不是历史安排好的，比如高寿，这一点非常重要。分而述之，对内，有诗书画印的相互启发，对外，得到了乡贤、乡党的襄助提携。
何要浮名
一是艺缘。
齐白石是一个印人，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印人，诗书画印融会贯通。按照白石老人自述，8岁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开始临摹《雷公像》。由此看来，他对艺术的兴趣是根深蒂固的。9岁开始写书法，11岁砍柴时手不释卷，回家来祖母责怪他“哪见文章锅里煮?”为谋生计，15岁开始学雕花木匠，即能够从平刀法里求圆刀法，自出新意，四年后成为闻名乡里的“芝木匠”。齐白石的篆刻技法，尤其是刀法，得力于个人的木工手艺，腕力大、手头准，分寸感强，既为个人印风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就了其独特性。许多人熟悉齐白石是从他的绘画开始的，但齐白石自己却说他的印比画更好。综合来看，绘画中有印章的构成意识，印章时常流露出画意，二者相互渗透。齐白石的印风与书风一脉相承，相摩相荡。年近七十的齐白石没有自我满足而止步不前，尝试“衰年变法”，将《祀三公山碑》的篆法与《天发神谶碑》的刀法相结合，再借鉴《急就》一路的汉将军印刀法，仿其匆促刻凿，着意自然天趣，进而挹取、融会秦权铭文之意，终成一代大师。客观地说，如果齐白石只是一位单纯的书画家或印人，他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成为大师，因为艺术“贵在深造求其通”。
二是人缘。
齐白石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个木匠，如何步入上层社会，一步步地实现自身的艺术理想?诗文书画的雅好对于农民来说，尚有不小的距离。这不能不说到当时的湖湘地域文化。一些读书人即使做了大官，到头来总要告老还乡，致仕林泉。有的大文人干脆不外出做官，就在家乡安享清福，以书画文章为乐。曾国藩、王闿运、胡沁园和黎氏诸人，在乡村结成了一个层次极高的文化圈。引齐白石入金石之门的黎松庵是举人，黎鲸庵则是翰林。齐白石27岁时结识胡沁园和陈少蕃，增长了关于书画的见识。他37岁时拜师王闿运，正式学作诗，这更是齐白石成功的一个关钮。当然，除了齐白石得个人机缘而外，与王闿运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王闿运属于那种才高志大、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只好去做名士。但心中块垒难平，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他便招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等三个匠人做弟子。“士人不是自命清高么，那我就偏找些底层民众来做伴”——这恰恰成全了齐白石。因为身份是行走上层社会的通行证。齐白石参与龙山诗社、罗山诗社之初，实质上就已经踏入当地的上层社会圈子。
要知天道酬勤
齐白石40岁时结识了樊增祥，诗画并进。次年初到北京，而后游历两广，开阔视野。“五出五归”都出自高官朋友安排，不仅胸襟、学问大进，同时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所以说，齐白石其实一生得力于官，一生都与官在周旋。所谓“见官就躲”，只是懒得应酬那些并不能给他带来业务的官。这便有点投机，是讲实惠的农民意识。50岁左右，齐白石回家乡时曾有“不复远游”之念。民国初年，湖南变乱，樊增祥来信劝他到北京去，开始住在郭葆荪家。他们为齐白石招揽业务，治印作画，生计来源解决之后，齐白石遂定居北京。定居北京无疑是齐白石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又先后得到陈师曾、徐悲鸿等的赏识。对于陈师曾，齐白石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诗。陈师曾看到齐白石的篆刻一直在赵之谦严整遒丽的印风中盘旋，明确指出“纵横有余，古朴不足”，强调“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这才有了后有的“衰年变法”。凡此种种，人生际遇不断改变，齐白石最终成为齐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