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四家”中，黄庭坚以擅书大字最为后世称道。其行书雄放瑰奇，体势开张伸展，点画多参入篆意，字态欹侧荡漾，给人以豪迈旷达之感。他的行书早年学苏轼一路，但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艺术个性的追求，他在40岁左右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家面貌的书风规模。这从他中年所书的《水头镬铭》和《青原山诗刻》等作品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黄庭坚《青原山诗刻》拓片局部
青原山地处江西省吉安市境内，因山中有净居寺，唐代六祖惠能的弟子行思和尚曾于此修行，后世尊其为“七祖”，故此山又名“七祖山”。黄庭坚于元丰四年(1081年)赴江西太和任县令一职，两年后至青原山一游时，为友人周寿作《次韵周元翁同曹游青原山寺长韵》一诗。周寿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子，与黄氏交往甚密，且多有诗文唱和。元祐七年(1092年)，友人王子骏以生绢付黄庭坚，黄氏即书此诗予之。子骏惊喜之余依墨迹本镌刻于青石板，惜此拓本今已不传。越九年，庐陵郡守程章及监郡据原石拓本再次刊刻，共计八石。由于并非是黄庭坚亲自书丹，乃辗转摹刻而成，石质亦不佳，与黄氏精品相比，在气度风神上稍显逊色。明代王世贞曾评曰：“其书本得笔意，而为再刻，故且石顽而工拙。”至清代康熙二年(1663年)，江西官员施闰章游青原山，认为第八石独劣，恐非黄氏真笔，遂以黄庭坚其他墨迹补刻之，并于其后作题跋数行。此石刻现存二百余字，前七石均纵104厘米、横60厘米，第八石纵105厘米、横50厘米，全文38行。因年代久远，且疏于保护，石面已颇为漫漶，有多处文字难以辨识，导致内容无法通读。幸而王昶在《金石续编》卷十六中著录此诗，阅后知全诗近四百字，为五言古风一首。然对照《山谷外集诗注》卷五中的《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寺》，两者之间多有出入，其中“猿鸣哀”“大字在”“欲倾摧”“写繁哇”“飞鸟去”“松风”等字在集本中作“猿鸟哀”“大字石”“欲崩摧”“写烦哇”“飞鸿去”“松竹”。此外，拓本还多出“莲子委箭镞，葵花仄金杯”十字，为研究山谷诗词提供了新的史料。
黄庭坚《青原山诗刻》拓片局部
黄庭坚《青原山诗刻》拓片局部
黄庭坚书法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开合大度的体势和古意盎然的笔法。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主要得益于“师古人，法自然”的治学理念，其境界绝非仅仅局限、固化于一家一法的庸人所能企及。世人皆知他观船夫摇橹而悟出笔法之三昧。其实给黄山谷最大程度启发的，并不只是由摇橹这一外部动作或船桨长度而联想到增加撇、捺、长竖等点画的长度，达到将字的态势变为恣肆峻宕那么简单。在笔势之外，点画的内质及力量的自然表现才是影响作品格调高下的关键性因素。桨与水的接触是促使船前行的动力，而水中的阻力又时大时小，以此深意去理解书法，犹如笔和纸的摩擦，在运笔过程中不断“涩行”，点画的力量也自会蕴含其内，形成力道十足、变幻波动的态势。在取法上，南朝梁代的《瘗鹤铭》是黄庭坚学书之所本，他曾言：“大字无过《瘗鹤铭》。”此梁代摩崖可谓集南北之大成者，笔法圆融古朴，似从篆书而出，与北魏《石门铭》《郑文公下碑》气息相仿，分行布白则稳健洒落，纯任自然。黄氏此作深得《瘗鹤铭》神髓，纵横开合，浩逸雄伟，行笔果敢沉劲、骨力劲挺。且由于其中岁深参佛理，故能于字外溢出些许禅意，正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若对比同时期所书《华严疏卷》《发愿文卷》，更添从容挥洒的气度，隐隐现出野逸苍遒之山林奇景。作品中的很多字，如“外”“山”“事”几乎与《瘗鹤铭》中原字如出一辙，由此可知，他在《瘗鹤铭》上所下之巨力。当然，黄庭坚学书绝不是对古帖机械、浅显地进行复制或集字，而是根据自身的优势特点，将行书笔意生动巧妙地融入其中，在增强点画间气息呼应的同时，凸显作品自由无碍的情趣，从而形成“尚意”理念在各个层面的自然呈现。
黄庭坚《青原山诗刻》拓片局部
黄庭坚《青原山诗刻》拓片局部
值得一提的是，《青原山诗刻》虽是黄庭坚中年时期的行楷书代表作，但毕竟石刻在笔法及墨色的表现上多有局限，不如墨迹真本更为细腻生动。相比《牛口庄题名卷》《经伏波神祠诗卷》等黄氏晚年力作，此石刻也稍显稚嫩，尤其在笔法上还不够凝练，这正是影响其知名度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