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上题字,起初只是文人之余兴,“自适”而已,后来被有修养的画家所重视,逐渐形成了“三绝诗书画”的文人画。董其昌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我想这个传统的不断延续一定是有道理的。
其实要谈“文人画之精神”,更可上溯到两晋时期,如王廙的“画乃吾自画”和姚最的“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的艺术主张。

上世纪号召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文人画“自娱”的优势就不能发挥了。在画上题字题不好就会被上纲上线,傅抱石、李可染等一批画家只敢在画上题毛主席诗词或“泰山顶上一青松”“芙蓉国里尽朝晖”口号式的内容,我想他们不是不会题而是不敢题。改革开放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画形成了混乱的局面,吴冠中说:“画就是画,文字是文学的事。”一时重形式之风影响了很多年轻人。

我们说读画,主要是说画中有耐人品味的东西,有画外之旨。当我看到一张打动我的画时,必先看上面的题字,如金冬心题《水亭》“消受白莲花世界,风来四面卧当中”,齐白石题《不倒翁》“乌纱白扇俨俨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丰子恺题《树下小立》“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等,如果把题句拿掉,水亭就是水亭,不倒翁就是不倒翁了。人在梧桐树下就不知他在干什么,还有什么意思呢。这里题画犹如歌词和曲谱,不可分割。当然题所当题,止所当止,都是伴随着情感而生发的。
今天的时代已远非“文革”时期,画家忙忙碌碌,文化认识上的偏差已使诗书画一体的中国画特色丢失了半个多世纪。冷落的东西就过时了吗?抑或是因为它的难度和深度,也不是想接就接得上的。今人的画多无题,就写个穷款或年月日,却写上某某题,真不知“题”在何处。

前人题画是先有句,还是先有画,不得而知,我以为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在字句的意思中找到一个适合的画面表达。适合者恰到好处也。题句须炼,用典须当。题写与画意要若即若离,才余味隽永。另外还有书体的风格与画要协调,画上就那么多位置,要随机应变,题的长短该延的延,该停的停,需按构图需要。题字只能是帮助画面而不能破坏画面,潘天寿画大片的空白,一行字就给平衡了,然而这一行字怎么写,却至关重要。题小画重在趣,题大画重在韵,这与画画是一个道理,只是题跋无须长篇大论,唯小中见大,点到为止。
我的画曾因题得不好而将画得还不错的画撕掉过,也曾因有些画得不怎么样,而题上妙句后而欣然若喜。如《有人来就说我不在家》,这是大白话,是想回避不受欢迎的人,我画一个老头,关键是对悬挂的一只鹦鹉说话(或者是画八哥,如画其他不会学人言的鸟就不对了),这画便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趣味。画画须学会编故事,题画须学会演义。题与画之间是没有定式的,可以直说,可以旁敲侧击,可以借古喻今,可以文白相间。我画过好几幅《独木桥》,题的不同其画意也就不同了,如“看你对峙到几时”“我让君子,不让小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昨日相争,今日相让”,或就写“独木桥”让人去想。有人嘱我画《读书图》,画面变化是比较难的,我在题字上有:“饭硬他也吃,饭烂他也吃,饭焦他也吃。”点出读书入迷的样子,又“家无长物空间大,胸有诗书气自华。”又“不必正襟危坐,能把厚书读薄,薄书读厚,是真本事。”有人会说,画不够,文来凑。就我来说,实在担当不起“文来凑”,相比之下,白纸黑字要比多画几笔吃力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