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广场简牍(局部)
(2)草率些的隶书。这种写法占了五一广场简牍的大部分，其中又分谨守隶法者、隶书变异者。所谓隶书变异即俗体隶书、新隶体类写法，如J1③：129号牍。该牍文字用锋圆润厚实，一定程度上脱离隶书格式且凸显新法，比如横笔常侧锋起笔、顿锋收笔(而不作出锋磔角)，撇笔重起轻收———大体属于今楷的横、撇法;许多短笔、点笔多有勾连之态，亦显露行、楷行迹;今楷拥有的竖钩笔也初显其形等等。J1③：325-1-140牍左侧的批复大字也属流行的新隶体。以前多使用工稳的传统正体的木楬，在五一广场简牍里也常作俗写隶法，如J1③：112、J1③：151等。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简牍对比：两种简差不多出土于同地，一为东汉中期，一为东汉末期，相差近百年;文本内容、性质相近，多为官府文书，也有一些私人文书等;形制都较全，均含木牍、两行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楬)等。差异主要体现在字体上，东牌楼简中传统隶书已极不起眼、被边缘化，新体(早期楷、行、今草)占最大比例，此外是俗写隶书;五一广场简则仍为隶书气氛笼罩，新体写法甚至新隶体并非主角(至少已发表的简牍如此)。这两例简牍可看到近百年间同地域实用书体的变化和越进。
五一广场简中的新隶体
3.五一广场简牍的书史意义
2004年出土的长沙东牌楼简牍的意义在于填补了东汉末简牍墨迹的空白，2010年出土的长沙五一广场简牍则以较大的简量丰富了东汉中期简牍墨迹。东牌楼简之前出土的大量汉简，其时间为西汉初至东汉初，此外是战国楚简、秦简、少量魏晋简牍。东汉中叶到东汉末近二百年间的简牍墨书则如凤毛麟角，只有甘谷东汉简、敦煌玉门官燧次行牍等，此外仅见少量陶瓶朱书、墓内壁画题记等，战国至魏晋墨书史在此缺环较大。五一广场简、东牌楼简的出土增补了东汉中、晚期简牍墨书两处链环，使得以上近千年的墨迹史大体完整起来。长沙五一广场简牍具有书手和风格写法上的丰富性，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书写景况，对于秦汉书史及汉代书刻专题研究都有意义。五一广场简牍所处时代大致属八分入碑前后，比照同近期手书体、铭石体，有助于对那时段手写隶书与碑隶关系的深入研究，可以从全新材料、独特视角关注东汉书刻本质特征。
不过，五一广场简的时间区间较小，如纪年最早者为和帝永元二年，最晚者为安帝永初五年，即90年至111年。从此角度看，这批新出简牍仍属一个“点”，尚不足以代表整个东汉中期简牍的面貌;另外，五一广场、东牌楼简出土于同一地，虽具纵向比勘意义，但以此概括较长时段海内书写终嫌勉强。我们期待更多的东汉简牍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