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泉，一九六一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美协副主席、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苏州市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入选第八、十一、十二届全国美展，获第四届全国工笔画大展铜奖。出版个人画集、专著二十余部。
从“水墨”到“彩墨”再到“墨彩”，是我人物画创作一路走来的风格变化。或者说，我在自己坚守的风格里，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提升：从“水墨”到“彩墨”是风格的蜕变，从“彩墨”到“墨彩”则是艺术品格的提升。
我国的绘画传统历来有“重彩”和“重墨”两大体系。宋元之后，“文人画”成为主流，人们对水墨的认识和掌握达到高度自觉。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文人绘画形成高峰，“文人墨戏”被视作正宗、正统，人们对色彩作用的认识逐渐模糊和淡化。老子《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色彩曾被视作媚俗的“小技”。而事实上，中国画的繁荣离不开两种自觉——水墨的自觉和色彩的自觉。
徐惠泉 《东风一曲桃花香》
从1990年创作《愁听猿声梦里长》开始，我从水墨画创作转向彩墨画创作。作为中国画创作的一种新语言，彩墨画既能保持水墨在宣纸上的韵味，又能充分展示诸如矿物颜料、丙烯颜料等的美感与品质。“墨”与“彩”是彩墨画语言的基本要素——这不仅体现在材质上，还体现在表现手段上。当把水墨和彩墨这两种绘画语言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两种表达方式来看时，我们可以发现，从水墨向彩墨转变，其实不只是绘画语言的转换，也不只是从“逸笔”向“制作”的创作旨趣的转换，还标志着中国画从古典文人的经验中进入到了艺术自觉的建设中。
虽然我有时也使用丙烯、水粉、水彩、金粉、油漆等(一切从效果出发)，但宣纸、墨及中国画颜料依然是我创作所用的基本材料。我坚信，宣纸与墨的渗化效果及国画中的矿物质颜料
(如朱磦、朱砂、石青、石绿等)的美学品性还是最适合中国画的视觉表达的。保持了中国画的材料、工具，也就决定了我的绘画语言是对传统绘画的变奏而不是叛逆与决裂。我试图用“融合”的方法寻求中国画在现代转型时期的一种“蜕变”之路。
彩墨画和水墨画的根本不同是“水墨”更加注重笔墨意趣的发挥，“彩墨”则更注重色彩特质的表现。如何在大量运用色彩手段的同时，又能表现出水墨画的独特意韵，是我在创作中不断探求的课题。在用色上，金色、石色和白粉的使用为作品带来一种富丽、热烈的基调，但这些效果又是通过色块与墨块的各种关系体现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用色如用墨。在一遍遍的布色过程中同样贯穿着“笔意”。不同的颜色通过深浅、厚薄、轻重等关系的微妙转换、呼应，呈现出一种类似“笔痕”的效果。从中，观者可以寻觅出用笔的方向、速度与力量。
当代彩墨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追求“绘画性”的技法，重视制作。我早期的彩墨人物画创作也是这样，做的是“加法”。在绘画过程中，不管是从对生宣的性状处理、对局部效果的刷洗、金粉的喷洒，还是拓印的肌理，以及贴金堆银等，无不带有“制作”的倾向。也正是通过这一步步“做”的过程，创作的理念得以潜入到工具和材料之中，最终通过墨块、色块、墨线等元素展现出来。但一路走来，我突然意识到，“多”未必是最好的，“合适”才是最佳状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从“彩墨”的研究、创作转向对“墨彩”的探索。
徐惠泉 《回望》
2011年创作的“朱自清”系列、作品《回望》和今年创作的《苏绣》，就是我试图以“合适”的手法在用色、用墨、用线方面有所控制和协调的“墨彩”作品。这可以看作是我人物画墨、彩融合的第二次突破。墨彩创作在着力于墨与色的交融、工与写的协调时，更重视墨的传承、笔的运用、线的意义，更关注作品的“意味”。清代画家王原祁论画云：“色不碍墨，墨不碍色，又须色中有墨，墨中有色。”唐岱《绘事微言》云：“以色助墨光，以墨显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推而广之，工与写、中与外、古与今亦无不如此。色墨、工写的交融以及中外、古今的折中并非简单、生硬的凑合和拼写，而是要“以色助墨，以墨显色”“以工助写，以写显工”“以中助外，以外显中”“以古助今，以今显古”，使色墨、工写、中外、古今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现代艺术注重张扬个性、彰显自我，重视创新，亦强调综合和多样，博取众长，和而不同。以“工”和“色”、“形似”和“制作”为特质的工笔重彩画如何在保持其优势的同时，去除在“重彩热”的现状中出现的甜熟、板滞、肤浅、匠气的弊病?这需要艺术家长期孜孜不倦地向传统学习，在创作中更多地注入文人水墨画的养分;以开阔的艺术视野，将“墨彩”绘画提升到“写意”“写神”“写心”的现代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