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的书家多成长于北宋末年，南渡后，其艺术思想及创作风格基本上是崇宁至宣和年间规模的延续，“尚意”书风的影响仍然存在。杨万里曾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而在南宋生活了八十多年的陆游所言“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似更能道出当时的学书风尚。我们只需对照赵令畤、王升、米友仁等此一时期重要书家的作品，便可看到他们仍然在“宋四家”的格局中游走。这类作品由于个性的缺失，是无法在书史中得享大名的，而赵构之所以会发出恢复晋唐法度这样的慨叹，也正是有鉴于此。
苏轼在北宋的文坛、书坛皆可谓执牛耳者，但随着“元祐党禁”的发生，不仅自己颠沛流离，门生故旧亦多受牵涉，其文、其书尽遭焚毁，一时间谈苏色变，更遑论学苏了。苏书胎息颜鲁公，清雄宽博，沉厚而不失挺拔。其道德文章更是士子心中的楷模，这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在无形中推动了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且这种影响力是无法通过官方或其他人为因素的禁绝而消亡的。在政治风气稍一松动时，他的众多追慕者便会出现，并迅速形成风潮。
在南渡的士人中，最得苏书之形神者当属赵令畤。他本为宋太祖次子德昭玄孙，而立之年时曾在颍州当差，为苏轼下属。苏轼爱其才，并举荐于朝，由此看来，二人的交谊是颇为深厚的，于诗文书画的交流请益也断不会少。赵氏传世书作不多，据笔者所知仅有四件：《雨湿帖》，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著录，现藏日本，惜未见图版;《乔仲常画后赤壁赋卷跋》，现藏美国;《怀素自叙帖跋》和《赐茶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乔仲常画后赤壁赋卷跋》书于1123年，为其有纪年作品中最早的一件，时年63岁。此作气息淳雅，点画舒展荡漾，明显受到黄庭坚的影响，在转折处及竖画的处理上则时出蔡襄笔意。此时正值北宋宣和末年，“党禁”之风已缓，故帖中有言“东坡公赋赤壁”云云。然字体与苏书殊不相类，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趋明朗，赵令畤还处于观望之态，未敢以苏字面貌示人，抑或此时多用心于黄书，尚未全力仿苏，至南宋初“党禁”已解，学苏之风潮兴起时方投身其中，亦未可知。书于1132年的《自叙帖跋》已是苏风，当为明证。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赵令畤《赐茶帖》为信札一通，纵29.1厘米，横44.4厘米，纸本，无纪年。明末归嘉兴项元汴，后入清宫内府。帖中上款所谓“仲仪”者，《石渠宝笈续编》以为王素，然徐邦达据米芾《书史》考其与赵令畤同为宋宗室。此作在风格上全仿苏轼手札，几欲乱真，如“雨”“起”“爱”等字直逼坡公。各字虽不相连属，却能气脉贯通。转折及挑钩处绝无软滑尖削之弊，显露出深厚的功力和极佳的笔性。在点画的处理上，多铺毫重按，塑造出丰腴朴茂的形质，极得东坡“偃卧”之诀。“令”“比”“冀”等字轻盈跳宕且不失劲力，在突出线条提按变化的同时，宛如悠扬琴声般娓娓道来，其文士的书卷气与书法艺术本身所富有的生命力也于此中逐渐显现，自然生发。因为赵令畤有过学黄字的经历，所以其长横比苏书更加开张舒逸，一画之中的波动瞬间丰富了字的态势，而将这种“荡漾”的表现方式适时地融入其间，也为作品平添了些许诗意与勃勃生机。赵氏学苏书虽佳，然书名却极小，安定郡王的高位在他身后已少有人提及，他只是以南宋初年“苏派”书家的身份而尴尬地存在，是苏轼的“附属品”而已。一部书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称作一部书法风格史。没有“自我”的作品，即便技法乃至“神韵”再精妙，其艺术价值也终究有局限性，难为后世所重。反观苏轼，在他去世多年后，其大量的诗文法书又重现于世，时至今日，所存数量亦颇为可观，这说明在“党禁”时期仍有很多人为了存其片纸而甘愿犯险。两相对照，此中之意味已不言而喻。
赵令畤(1061—1134)，字景贶，后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早年以才敏闻，曾从苏轼游，因“元祐党禁”被废十年。徽宗朝时靠依附宦官谭稹被起用，南渡后封安定郡王。著有《侯鲭录》八卷，赵万里为辑《聊复集》词一卷。